公私合营在路上

隔壁的老罗  

引子

1924年，大上海的黄金年代

这应该是刘鸿生最志得意满的一年

因为鸿生火柴厂把燮昌火柴厂吞并了

而燮昌火柴厂的老板是他老丈人

 

4年前，刘鸿生在倒卖煤炭上赚取了第一桶金后，就在苏州开办鸿生火柴公司，选择了办火柴厂作为实业的起点，并且选在苏州，除了种种商业理由外，在他的内心深处，还有一个不足以与外人道的"隐情"。

 

刘鸿生妻子叶素贞是苏州燮昌火柴厂老板叶世恭的女儿。叶世恭是大名鼎鼎的叶澄衷的儿子，燮昌火柴就是叶澄衷创办的产业，在家大业大的叶家眼里，刘鸿生虽然读过圣约翰大学，也只是个是一个卖煤炭的"跑街"，门不当户不对。只是由于女儿的坚持，才勉强办成了婚事。

这在年少的刘鸿生眼里相当屈辱，发了个狠誓，对妻子说:"你等着瞧，总有一天，我要办起一家火柴厂，把他老头的燮昌厂打倒。"

当时叶家千金也只当是听个气话，没当回事，没曾想到不到十年，便真这么做到了。

起

刘鸿生（1888—1956），祖籍浙江定海，出生于上海，以经营开滦煤炭起家，十年买办，转型实业成为集"煤炭大王、火柴大王、毛纺大王、水泥大王"等于一身的"企业大王"，经营领域遍布轻重工业、运输业、商业和金融。1956年公司合营时，是当时中国仅次于荣氏家族的最富有企业家。

 

刘鸿生（前排左三）与工商界的朋友们

这种成功的道路既要感谢身处的那个时代，身处的那座城市，上海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成就了那一代众多的企业家，也要看到这些企业家的某些成长共性。

 

自慈禧太后在逃难西安的路上，发布"振兴工商"诏书，中国开始有了自己的企业家群体，在之前，不是如徐润、盛宣怀这类"官商"，就是席正甫这种"洋买办"。之后一代企业家诞生了如叶澄衷、朱葆三这些出身小学徒的豪杰之士，而到了刘鸿生这些出生在上海的移民第二代，大多师出名校，受过良好教育，说一口流利英语。

 

刘鸿生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做小生意。父亲刘贤喜属于过小日子类型，而祖父刘维忠总教育孙子，不能辜负这个大时代，"不能只为人佣，而不能佣人"。

 

上海是个奇怪的地方，只要一旦定居，对孩子的教育投入就会不计成本只求最好。刘家虽是小康，刘鸿生也是13岁进圣约翰中学，后又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他天资聪明，是个学霸级人物，每月能领到奖学金。二年级时，美国校长决定送他到美国去学习神学，学成回校担任牧师兼教英文。但刘鸿生在祖父影响下，不想辜负这个大时代，"回家与母亲商量商量"。"商量"的结果竟是：不去。

圣约翰大学

他因不服从校长培养他当牧师的安排被开除，但在那个时代就如比尔盖茨辍学一样毫不在意。他对自己有清晰的规划，在上海这样一个买办社会，不能急着做小生意，先进入洋人圈子，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老闸巡捕房做教师，教中国捕快英语，后考入会审公廨当翻译，这都为进入买办圈层做准备。1909年入英商开平矿务局，任上海办事处任推销员﹐为开平煤打开销路，两年后升为开平矿务局（后改称开滦）买办，设立帐房赚取佣金。

开平矿务局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自租船只，由秦皇岛装载开滦煤运沪销售，约有三年时间，赚银百万余两。

做煤炭生意让刘鸿生掘到第一桶金。不同地方出产的煤，只要他拿起一块，就可以说出地名、产地、品种和成分。不到30岁，在同行中就没有对手了。

 

承

如果只是安心于一个买办，就不是刘鸿生了，在第一桶金掘取后，看到欣欣向荣的国内消费市场，实业才是王道。

1920年1月由刘鸿生等7人合资，在苏州创办鸿生火柴厂，在实业界站稳脚跟，1924收购燮昌火柴厂。

鸿生火柴厂

之所以在火柴行业能风生水起，刘鸿生有一个模式的创新：把粘制火柴盒的工序分包给乡下村里人。江南的手工业传统与大工业生产结合，成本和效率都达到最高。分包粘火柴盒在我小时候还见到过。

 

刘鸿生把自己的经营模式提炼到哲学高度，一散一聚，一散，经营模式和制造流程的散落；一聚，1924后国内火柴业竞争剧烈，刘推动了大中华火柴公司的组建，联合成托拉斯，消灭内部竞争；再一散，主张多元化，投资的门类多达10多种行业，跨越工、商、金融等部门。再一聚，资金聚集放大杠杆，他办好一个厂，就用这个厂作抵押办第二厂，办好第二个厂，又作抵押搞第三个厂。

大中华公司生产的火柴

刘鸿生说："我的企业只有开的，没有关的。"

从实业的角度看，刘鸿生的确是个天才，从生产模式到行业整合到金融杠杆，所有的手段都有创新。

 

他设立了华商上海水泥公司﹑中华煤球公司﹑大华保险公司﹑华丰搪瓷公司﹑章华毛绒纺织公司﹑中华工业公司﹑华东煤矿公司﹑中国企业银行等。到1931年底为止﹐刘鸿生的企业投资（包括公司股票﹑合资股份及船舶码头三项）已达745万余元﹐被称为中国的"煤炭大王"﹑"火柴大王"。

 

 

转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刘鸿生一度到香港。

作为重点统战对象，1949年10月回到北京，受到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接见，刘鸿生受到很大鼓舞，决定回到上海。

1949年12月，他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兼财经委员会委员和生产救灾委员会委员。1950年6月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同年10月，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

 

平稳的日子并没有多久。

毕竟按苏联老大哥的乌托邦模式，刘鸿生这种大资本家，合作只是阶段性的策略，早晚是要成为专政对象的。1951年，一场反对干部贪污腐化为核心内容的"三反"运动，成为上海工商界之后受接连冲击的动因。

三反运动

运动开始时对工商界影响不大，只是痛心李自成进城后迅速腐化失去政权，新政府要做一个廉洁政府。权钱交易接二连三浮出水面，看到新政府能够痛向自己的干部开刀,不少曾经痛愤于当年国民党贪污腐化之风的工商业者,因新政府的此种举动而颇生好感。

当时政府控制了大量资源，原料供应和商品采购集于一身。有受贿必然有行贿，斗争矛头指向工商业者是必然的。

1952 年1月26日,"五反"拉开帷幕,要求各地"向着违法的资本主义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愉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五反"是配合"三反"而来。

 

五反运动

其实早几天1月中旬，上海市工商界自行成立了"四反"运动委员会。"四反"的具体内容是"反行贿反欺诈、反暴利、反愉税漏税"。刘鸿生的儿子刘念义和刘念悌(公诚)相任了该委员会的常务委员。

 

由工商界"自己人"实际负责，资本家们受到的压力并不很大。刘念义代替父亲在"四反"运动委员会毛纺业分会上宣读了检讨。检讨的内容是1950年4月刘鸿生擅自将国产羊毛联合收购处所存的西北羊毛出售给英国恰和洋行一事。尽管对事实叙述详细,但刘鸿生仅将自己的错误归结为"旧社会商界的坏作风"。这样走过场式的检讨也都过了关。

 

不过，"四反"初期的轻松很快就消失了。1952 年2月5日,上海市副市长播汉年作了"五反"动员报告，改由上海市委增产节约委员会工商组主持和领导。各报开始铺天盖地地猛烈批判资本家的"五毒"举行,工人、店员都被发动起来,资本家则被责令不准停厂歇业逃避运动。

 

刘家因此遭遇了自上海解放以来最大的一次政治冲击。刘念义所掌管的大中华火柴公司中劳资关系顿时紧张起来，劳方代表"拍案击桌斗得很凶" ，声称："我们工资比别厂低,被资方利削了三十年,现在要翻身了,即使有困难,也要你们资方去想办法。"上海各火柴业很恐慌，发不出工资,百货公司又要减少收购量"，这种情况让刘念义非常恐慌，去调解劳资纠纷时，却被数百名工人扣留在厂里整整两天，强迫他承诺加薪。

刘鸿生"托拉斯"大楼

刘鸿生第三子时任上海水泥公司总经理的刘念礼境遇更惨。"三反"运动许多机关开始向上海工商业资本家求证和追赃，刘念札因此被水利局传讯17小时。

 

"五反"运动开始时,刘鸿生因心脏病已在病榻上，即便如此,华东纺织管理局仍想要追究他同纺管局陆高谊贪污案之间有否牵述的问题的，外界也指责他逃避外汇90万美金不愿坦白等等。一时间，关于刘氏自杀的传闻甚嚣尘上，"刘鸿生曾在一夜之间接到四个亲友的电话,询问有无自杀情事"。

 

值得庆幸的是，1952 年2月下旬,薄一波受命赴上海督导"五反"运动，之前乱象加以制止。薄要求暂时停止混乱中的上海"五反"运动,将全部力量集中于"三反"运动，对于工商界暂时采取稳定的方针。

 

3月10日,薄一波在给中央报告中特别提到刘鸿生,说刘因"比较靠近我党，代表性大,其企业对国计民生有利",因此应列为第一类，即"应于保护过关"。

 

3月31日,当"五反"第二战役结束，上海市委召集工商界举行座谈会，明确向工商界宣布:"同业公会主任委员以上,凡坦白彻底者，一贯表现好的,教府均可保护过关。"具体的办法是停止"面对面斗争",改取"背靠背斗争"的方式。对大资本家留点面子，避免被工人批斗，不采取开群众斗争会、坦白会、诉苦会当场批斗的办法,而是采取上层分子自报互评方式，自行排队。

 

随后刘鸿生的儿子们与这一级别的大资本家按行业分成五个大组，每天下午开会,由他们自己互报互评,我们派人监督"。这无疑比过去身处所在工厂商店，任由工人群众而对面揭发斗争的状况要好得多。

刘念义因此特别表示对政府保护的感激,"政府过去一再说宽大与严肃相结合,现在是兑现了。"

 

刘鸿生

在"兵临城下"的情况下,刘鸿生和他的几个儿子对坦白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分歧。病榻上的刘鸿生对政府不断要求组白交代表现出极大的不理解,因为在他看来.刘氏企业在这几年中没有什么违法行为，坚决不肯背负莫须有的罪名。相形之下,身处斗争第一线的刘鸿生几个儿子则更为务实。在他们看来,公私合营是势所必然,刘家企业"反正是完了,早点送掉岂不更好"。积极配合政府坦白"罪行"，只求早日过关。

很明显,刘鸿生对"五反"运动的用意并不理解，他根本不清楚这是一场旨在改造资本家和私有制的"阶级斗争"。

 

4月下旬,上海"五反"进人第三战役，资本家的互助互评括动从4月18日开始转人总结会阶段。资本家们逐一在各行业的工人店员代表面前做最后的坦白交代，以求职工代表的谅解。

4月24日上午，刘鸿生家族的几个企业联合开过关会。刘鸿生委托刘念智全权负责，一再说明刘鸿生本人对不能亲来会场向职工低头认罪深表歉意。

工人代表们发言可调"万箭齐发"，他们纷纷质问:到底谁养括了谁?

在杀一杀资本家的威风之后，紧接着工人们的发言就变得苦口婆心了，他们表示,刘念智坦白比较彻底应该团结。工人代表们一致同意把刘家三兄弟全部都升为基本守法户。

实际上，在上海向中央汇报的"五反"报告中，刘家交代的具体的违法内容基本都被忽略，刘鸿生家族应列为守法户的理由是"工厂大、工人多、设备佳、技术好、生产丰、纳税多、作用大"。

刘鸿生父子并没看到报告，能够被定为"基本守法户"的结果大大出乎预料。

 

合

经历过"五反"后，再进行公私合营就相当顺利了。

刘鸿生家族算是"劫后余生"。这时候心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此时，很多属于新时代的荣誉也开始来了。

刘鸿生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赴北京开会期向受到毛泽东设宴款待。几个儿子们也相继出任了上海市政协委员、市工商业联合会、民主建国会的重要职位。

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一念地狱一念天堂，刘鸿生对这个结果显然始料不及，不知表达何种情绪。

 

1953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发布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刘表示自己的企业要争取第一批申请公私合营。1954年，刘鸿生有8个企业实现公私合营。1956年初，刘氏在各地价值2000余万元的企业全部实现公私合营。1953年10月当选为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1954年9月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公私合营

老爷子这时候应该是真正看明白了，新时代有一种新的生存模式，唯一能做的就是积极去适应这个时代，而不做任何对抗。1956年，当刘鸿生病重弥留之际，还特地嘱咐子女们，把全部定息献给国家，尽一切可能清除掉原有身份，留有这种身份对后代百害而无一利。1956年10月1日，刘鸿生因病在上海逝世，享年69岁。

 

在上个世纪50年代和现在的认识完全不同，国有化被认为是提高生产效率的重要路径，不仅在社会主义国家有国有化，在西方国家也都有国有化的趋势。而与苏联对待资本家的没收迫害处决相比，中国式的公私合营还是相当开明的。

公私合营后的鸿生火柴厂

在去世前半个月，接受《人民中国》杂志记者的采访，发表《为什么我拥护共产党》的谈话，讲述他40多年来坎坷的经历，以亲身感受，揭露帝国主义与中国官僚资本压迫和摧残中国民族工商业的种种行径，生动地说明中国民族资本家只有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与其说这是刘鸿生对一生的反思，不如说这是对局势的认知，知道自己时日不多，唯一能做的，就是能把子孙狭窄的生存空间拓一拓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