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起

亚洲时报潘小涛 2007年10月31日撰文 英国王储查理斯在私人日记中，将参与香港主权移交仪式的中共官员，形容为"可怕的老蜡像"；个多星期前，九名中共政治局新常委，穿着差不多一式一样的服饰，并以同一个僵硬的动作和笑容亮相，西方传媒形容他们"面目模糊"。的确，中共官员愈来愈像同一个模具造出来的机械人，这种趋同化，跟中共干部选拔制度密不可分，也是中共领导层"平庸化"的罪魁祸首。而领导平庸化，正是苏共垮台的原因之一。 在商场，有"富不过三代"之说，在中共官场，也有"一蟹不如一蟹"的问题！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共第一、二代领导人，虽然心狠手辣，但确是相貌堂堂的人物，而且个性张扬。江泽民，虽然极具个性，但个人能力、眼光、学养等，已经差了一截，而胡锦涛更像小媳妇一样治国，个性并不鲜明，到今天外界还在猜度他究竟有什么政治抱负，以及如何去实现。美其名，现在是"集体领导"，实际上，这是中共干部从上到下"集体平庸化"的最佳表征。 古今中外，官员质素都是关乎国家兴亡的大问题。隋唐之前历代王朝的选士方法，主要有分封天下予诸侯的"世袭制"，以及后期的"察举制"或"九品中正制"，但官员来源过窄、高官徇私的弊端逐渐浮现，其恶果就是"官员平庸化"，选出来的人能力极差，且官官相护。隋唐之后引入"科举制"，透过公开考试来选拔官员，解决了官员来源过窄等问题。不过，科举制产生的士大夫，多是因循迂腐之辈，甚至令中国知识份子彻底奴化。 中共建国后，透过党内组织机制来选拔干部人才。表面上，中共党员有七千万之众，并网罗各领域的菁英份子，人才来源不成问题，实际上却是另一回事。说到底，中共干部升迁全由上级领导说了算，因而分帮结派，近年各级干部更形成一个个庞大的利益集团，能永葆政权红色的"太子党"则倍受重用。但只要到各级政府看看，就会发觉"近亲繁殖"情况非常严重，干部之间都有亲戚、朋友、战友、同乡等千丝万缕关系。也就是说，几千年来干部来源过窄的问题，根本没有解决，中共官场是出不了令人惊喜的人才的！ 更甚者，中共僵化的政治制度，本身就是...

壹 　　 　　红场上的斯大林墓照片，为何极少见诸报刊？ 　　在莫斯科红场，从列宁墓出来，我走向列宁墓的后面，在那里——克里姆林宫围墙的墙根，是一片墓地，安葬着诸多苏联国家元首、党的领袖和著名思想家、革命家、学者。 　　由于不准带照相机、摄像机，我只得拿出笔记本，记录着墓碑上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 　　我刚刚记了几行字，马上有人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回头一看，是一位戴着大盖帽的俄罗斯警察。他满脸严肃，用命令式的口气对我说："НЕТ（不要记）！" 　　我感到不解，用俄语反问道："ПОЧЕМУ（为什么）？" 　　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依然用命令式的口气说道："НЕТ（不要记）！" 　　我只得暂且收起了笔记本。我想，记下墓主名字，有何不可？随后还是简单记了几笔。 　　最先看到的墓碑上，写着"ХУКОВ"，即朱可夫元帅之墓。墓碑上，矗立着他的半身塑像。 　　接着，我见到了契尔年科、加里宁、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安德罗波夫的墓。 　　另一座长着两道浓眉的半身塑像，一望而知，是勃列日涅夫的墓。 　　紧挨着的是苏斯洛夫的墓。 　　这些苏共中央领导人的墓，一个紧挨着一个，每座墓都只占地两平方米左右。 　　随后，我见到一尊非常熟悉的塑像：哦，斯大林！ 　　我眼前的斯大林墓非常简朴，一块墓碑，一尊半身塑像，如此而已。 　　白色大理石墓碑上只写着一行字："ИОСИФ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СТАЛИН，1879-1953"（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1879-1953） 　　就在我记下斯大林的名字时，又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回头一看，还是刚才那个"大盖帽"。不知什么时候，他又回来了。他似乎特别留意我这个"外宾"。 　　这一回，他没有再说"НЕТ"，我也知趣地又一次收起了手中的笔记本。 　　至此，我恍然大悟：他们早早地收掉游人手中的照相机、摄像机，真正的目的不是不让你拍摄列宁墓和别人的墓，而是不让你拍斯大林墓！ 　　正因为这样，红场上的这座斯大林墓的照片，极少见诸报刊。 　　 　　贰 　　 　　斯大林遗体从列宁墓中突然移出之谜 　　列宁墓风波迭起，是在苏联解体之后的事，而斯大林墓早在赫鲁晓夫时代就成了全世界关注的敏感政治...

2007年 一年一度的"六四"又到了。善良的人们几乎年年向中南海进言，敦促他们争取主动，平反"六四"。但结果呢？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这是怎么回事？原来，人们都把中共领导人估计过高了。 中国共产党的权力更替规则是前任决定后任。为了保证自己下台后不被清算，死后不被鞭尸，前任只能选择忠于自己的奴才来接班。这样传递下来，只能一代不如一代。这种传统也就是人们所嘲笑的"武大郎开店"，比武大郎高的人根本进不了店，更当不了新掌柜，所以接班人总是一蟹不如一蟹。 毛泽东亲手打倒刘少奇林彪和邓小平，原因是这三个人都有自己的头脑和过人的才干，可能另搞一套，所以毛最后选了一个庸庸碌碌的华国锋来继承他的"遗志"。 但是毛的那条路线不但使中国陷入绝境，而且也使中共陷入绝境。 对于已经尝到"坐天下"甜头的共产党掌权者来说，国家是否陷入绝境，并不重要。他们最关心的是已经抓到手里的权力千万不能丧失，这才是头等大事。 邓小平的精明之处就是看到了这种形势，并且巧妙地利用了这种形势，把权力从华国锋的手里夺了过来。 邓小平的上台，在"一蟹不如一蟹"的中共接班过程中，是个异数。但他的出发点和归宿仍然是维护中共的命根子—一党专政，特别是要树立他的个人独裁。所以他的干部政策照旧是"武大郎开店"，并且毫不手软地运用宫廷政变和军事政变的手段，废黜了自己先后钦定的接班人胡耀邦和赵紫阳，最后选定了极善逢迎拍马卖弄小聪明的江泽民来充当接班人。这还不够，邓小平为了确保他身后的掌权者一直忠于自己，还安排了一个更平庸的胡锦涛去接江泽民的班。 事实证明，邓小平选对了："武大郎开店"的传统保住了。这一点，只要对比一下邓小平的作为和江泽民胡锦涛的作为就知道了。邓小平之所以顺利掌握权力，因为他敢于"非毛"。毛泽东用残酷斗争的政治运动和普遍贫穷的经济政策把中国推入绝境。邓小平用平反冤案、否定文革、实行改革开放等等措施赢得了全国人心，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重建了中共的形象。 但是邓小平"非毛"是为了坚持一党专政，所以中共迅速被权力彻底腐化，同时邓小平的历史作用也很快就走到了尽头。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屠城，不但毁掉了邓小平的形象，也毁...

叛逃情报员揭开克格勃情报网 苏联解体后，一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高级官员叛逃至英国，还带去一份他苦心搜集的"百科全书式"苏联秘密情报资料，包含苏联安插在各国的间谍名单、秘藏在其他国家的武器、对他国目标的破坏行动等。这份资料是英国和美国迄今获取到最重要的单一情报消息源。 本文作者李星，摘自《凤凰周刊》。   "世界上第一强大的情报组织是哪一家？"——"克格勃!""世界上第二强大的情报组织是哪一家？"——"格鲁乌!（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 这个流传于苏联情报系统内部的笑话，一语道破苏联情报机关在世界的重要地位。在苏联存续的绝大多数时间，克格勃是苏联的眼睛、心灵和手臂：苏联通过它去看待外部世界，又通过它反馈的信息做决策，再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它的秘密或公开行动加以实现。 克格勃在20世纪留下的诸多历史痕迹已有许多成为公众话题，如大清洗、佐尔格、卡廷事件；但是还有许多草蛇灰线仍然尘封于历史之中，"米特罗欣档案"便是典型一例。瓦西里·米特罗欣从1972年看到克格勃绝密档案开始，就判断克格勃的秘密历史是苏联史的核心，俄罗斯民族有权了解这段历史。 铁幕后的漂流瓶 用克格勃的行话来说，瓦西里·米特罗欣拥有一个"契卡分子"的典型一生。他1948年加入苏联情报机关（历史上，苏联国家情报机关名称数变，本文统称为克格勃），在此工作36年。 1968年"布拉格之春"时，米特罗欣正在东德，可以收听到大量外界的相关新闻报道。他同情捷克人的改革，却无能为力。工作性质又让他了解到自己的同事正在对改革派进行栽赃陷害——克格勃在捷克斯洛伐克布置和起获了"帝国主义军火库"，作为苏军必须迅速采取行动扭转局面的证据。 从东德回国后，他保留了偷听西方新闻广播的习惯，很关注对苏联国内持不同政见者的报道。此时苏联国内对不同政见者的斗争进入了一个高潮，他有机会能将内部了解的信息与收音机中的信息两相对照。他在文档中震惊发现，自己所热爱的芭蕾舞明星居然也在克格勃的迫害名单上。他渐渐产生了一个想法，要将克格勃的行径记录下来。 1972年，他所在的第一总局（国外情报部门）从卢比扬卡搬往位于莫斯科外环线附近的新大楼，但该局浩如烟海的档案并没立...

信力建  1991年12月25日，地跨欧亚威震世界，由15个加盟共和国和20个自治共和国，8个自治州，10个自治区和129个边疆区或州组成，立国69年的苏联帝国划上句号。解体后的苏联分裂为15个国家（东斯拉夫三国、波罗的海三国、中亚五国、外高加索三国、摩尔多瓦），可以说是彻底的分崩离析。如此庞大的帝国何以在一夜之间就灰飞烟灭？原因当然很多，但就从统治者自身而言，老人政治病夫治国，当是其灭亡的重要原因。 看苏联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从勃列日涅夫后期起，苏联是一个老人治国、病夫治国的国家。事实上，从斯大林开始，这一特点就开始显现，斯大林在其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健康状况逐年恶化，但仍然执掌国家最高权柄。赫鲁晓夫在位期间倒是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但他却是苏联唯一一位"因年龄和健康状况问题"而被迫退休的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晚年在几次中风和心脏病发作以后，已变得头脑迟钝，如果无人帮助几乎不能行走，但是为了维持"国家政治仪式"中的惯例，他在去世前3天还强撑着病体在红场阅兵。随后更是一蟹不如一蟹——接班的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则使苏联的老人病夫政治达到了顶峰：两人均以高龄多病之身成为最高领导人，前者68岁上台，执政15个月；后者72岁上台，执政13个月。安德罗波夫只工作了半年就大病不起；而契尔年科不必说工作，连说话和呼吸都很困难。但同样是为了维持"国家政治仪式"，助手们把离去世还有半个月的契尔年科从病床上架起来，在电视镜头前亮相做秀。这简直到了惨无人道的地步，但为了道统和统治，就得把戏演下去。当年50多岁的戈尔巴乔夫在见到去世前的契尔年科时，心生疑问和感慨："究竟是什么阻碍他辞去工作以便关注自己的健康？是什么迫使他肩负起领导国家这副力不从心的重担？" 最高领导如此，下面的虾兵蟹将也好不了哪儿去。勃列日涅夫主政后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中央委员连选连任的为80%；到1976年的苏共二十五大，连选连任则接近90%。1981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都是二十五大时的原班人马。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任时，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平均年龄分别为61岁和54岁，到1981年二十六大时，政治局成员平均年龄上升为70岁，书记处上升为68岁。上行下效。各加盟共和国和州一级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变动也很少。19...

本文作者：郭一刀 本文编辑：秦简 本文来源：银杏财经 杂谈投稿邮箱： 631255063@qq.com 小牛电动要IPO了，但是占股43.8%的创始人、第一大股东李一男却不能成为主敲钟人，这不免让人觉得有些遗憾。或许是因为获刑出狱未满5年无法担任企业高管的原因，李一男在回归之后不久便离职，加盟了吴世春的梅花创投。 如今，李一男是小牛电动的第一大股东，但既不是董事或高管，也不参与公司管理。3年前，李一男曾立下言论：无论这一次是成功还是失败，都将是自己最后一次创业。往后说，李一男将不会再有机会以公司CEO的身份去完成敲钟。 最近两年IPO的公司中，有几家公司都不是第一大股东为主敲钟人。比如拍拍贷在纽交所IPO，持股近28%的第一大股东、联合创始人顾少丰退居幕后，敲钟仪式主要由持股近5.5%的联合创始人、CEO张俊完成，但这是因为顾少丰技术出身，喜欢低调，不爱抛头露面，而张俊的性格恰好适合对外沟通。 蔚来汽车在纽交所IPO，作为第一大股东的创始人李斌并没有站到敲钟台上，而是选择了几位蔚来车主前去敲钟。对于李斌来讲，此前已经亲自完成了易车网在美国和易鑫金融在中国香港的敲钟上市，蔚来汽车是他的第三家上市公司，不夸张地说，敲钟这件事他已经没太大感觉了，让给其他人敲又何妨。 这么多IPO公司中，只有李一男没有成为主敲钟人，是被迫的。 1 1992年前后，从武汉的高校里走出来三个人，他们的名字分别是雷军、张小龙和李一男。雷军和张小龙都比李一男大一岁，三人都在15年前就已名满天下。 如今，雷军创办的小米成了让华为也不得不忌惮的新生商业力量，一举IPO市值超过500亿美元，张小龙一手创办的微信已成了改变10亿人生活方式的新生态，唯有李一男创办的牛电科技（小牛电动运营实体），还在巨额亏损中前行，企图在资本市场彻底糟糕之前募集到接下来发展需要的资金。 如果一辈子总是与人对比的话，相信李一男心中落差一定很大。因为1997年他就是华为最年轻的副总裁了，而那时的程维、张一鸣才14岁，刚刚走在小升初边缘，如今TMD也成了BAT之后的小巨头，远非牛电科技这样的企业可企及。 "这是一个年轻人的世界，这是一个无限可能的时代。"2015年6月1日，在小牛电动N1发布会现场，李一男企图用这样一句话来概况自己的过去和未来。 "如果你不知道我去哪儿了，主要是跟我的代沟太大，我的年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