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超级富豪发迹史）

 

《亚洲教父》打破亚洲华裔商人的神话

文章主旨

对于笼罩在香港和东南亚富商巨贾头顶上的光环，斯塔威尔打破的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一个神话，就是这样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该地区的高速经济增长及此后的经济复苏，在某种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些教父级人物。 　　事实上，上述经济增长和复苏都是由平凡的出口行业推动的，这是一个而大亨们普遍回避的领域，因为它牵涉到国际竞争。斯塔威尔得出结论："教父们更多的是经济增长的受益者，而不是推动者。"

内容概述

主要的商界家族在二战之后（或期间）将对殖民当局的忠诚转移到了新统治者身上，他们均在受保护的本土行业取得了成功，比如房地产、赌博或大宗商品进口等，而且通常是以联合企业或垄断的形式运作。那些成功的家族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从这些受保护的生意中维持了"核心现金流"。他们很多进军真正有竞争性行业的尝试都以惨败而告终。

写作目的

最重要的是——这也是斯塔威尔写作《亚洲教父》一书的目的——他把大亨家族放到了当代亚洲政治的背景下加以考察，认为富豪们不过是利用了该地区政客在对各经济体加以监管以便为全社会谋福利方面的不幸失败而已。 　　而处于不利地位的不仅仅是低薪劳工阶层，也包括中产阶级，他们承受了卡特尔所提供商品的高成本，而且，如果他们蠢到投资于教父们控制的上市公司，成为其小股东，那他们还会常常被骗去属于他们的利润。 　　即便是在香港和新加坡这样的繁荣都市里，收入不均衡现象也在扩大——斯塔威尔准确地将经济压力与香港2003年争取民主的运动联系在了一起。有鉴于此，人们不禁要问，对于自己的劳动成果被一小撮享有庞大特权的教父们巧取豪夺，亚洲人还能容忍多久？这些教父们有些令人讨厌，有些则没有给人留下多少印象。 　　也许不会太久，如果他们读到并理解了斯塔威尔在书中列举的这些令人警惕的事实。

《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披露了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以及中国香港地区的超级富豪们并不那么光彩的致富之道。详细阐释了包括印尼苏哈托家族、菲律宾马科斯家族在内的东南亚豪门巨族是如何在短短几十年间建立起了强大的商业帝国的。

对李嘉诚、何鸿燊、谢国民、林梧桐、陈永栽等香港、东南亚商业巨贾的发迹史和生意经均有详细的介绍。

★★★《华尔街日报》推荐本书为"最佳亚洲题材书籍"！

★★★《泰晤时报》盛赞本书"发人省思"、"极具原创性"！

超级富豪们的发迹史、生意经和高尚生活

◎"华裔大亨多为白手起家"，这是一个慌言！真正白手起家者，只占其中五分之一。而多数大亨，均在某种程度上靠祖荫或父荫起家。该地区真正发达起来的商人，多为第二代而非第一代。

◎商业大亨每天要工作16-18个小时！这真是不可思议！但若刨去他们做按摩、打高尔夫球、看报、参加商务晚宴、打纸牌等必要时间，所剩的"工作时间"无几。其主要精力多花在给"奴隶头目"们布置任务上。

◎不务正业、专搞权钱交易、以权谋利的政治精英才是1997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祸首！

 

图书信息

　　  

书 名: 亚洲教父 　　作　者：（美）乔·史塔威尔　 　　出版社： 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1-7-1 　　ISBN: 9787309082340 　　开本： 16开 　　定价: 36.00 元

第一部往昔的教父第一章历史背景 

"人受困于历史，而历史也受困于人。" 詹姆斯·鲍德温:《土生子札记》

尽管历史学家过多地关注中国文化对全亚洲的影响，但移民到东南地区的华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和印度人，真正突出了不同的一面:移民去一个现存社会不是去输出文化，而是愿意接受当地的主流文化。而且最迅速的文化调整发生在最有抱负、勇往直前的移民当中，这些移民意识到若不能和当地精英阶层融为一体，要在经济上有所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第一代教父早就学到的深刻一课，而这也不难理解，因为东南亚是一个非常宽容的普世之地，人口稀少，这意味着对资源的竞争很小。简单地说，在农业时代，东南亚幸运地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尤其与中国和印度相比。

序

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的当代经济景观在两种历史性力量的相互影响下成形:移民和殖民。首先是移民。早在欧洲殖民者来到东南亚之前，阿拉伯人、印度人和华人（此处的"华人"多指取得所在国国籍的中国血统的外国公民。后同。 编者注）已经在此区域定居。后者不仅人数最多，而且他们的国家经济在19世纪以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

这些移民者的早期历史至多只是粗略的 。我们所知道的是，新的定居者来到这些割据的封建小国(泰国是唯一一个统一的国家，国土面积几乎与现在一样)，所从事的不仅仅是合法的交易 。泰国的历史记录比其他任何区域都要完整，至少从16世纪开始，移民泰国的人承担着一系列王室所认可的角色。波斯人和华人(后者从事泰国的重要国际贸易)从事贸易垄断和课税 向王室支付商定好的固定金额，从而拥有在一定范围内收取一定比例税款的权利。有记录表明，在18世纪，华人曾以管理者和会计人员的身份为泰国王室工作。然而，在许多或者是大部分情况下，泰国更喜欢雇佣波斯人、阿拉伯人和来自印度次大陆的人为管理者。汶那家族是波斯的穆斯林移民，自18世纪后期起管理整个曼谷地区，他们现在在泰国的行政机构和政治中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 。华人在泰国宫廷所批准的商业垄断中的主导地位，在19世纪已是难以动摇。有证据表明，在爪哇岛，也就是今天的印度尼西亚，早在16世纪欧洲人到来之前，中国的企业家和爪哇贵族就一起进入了行政和垄断的管理层。

在东南亚国家形成早期，就出现了种族分工，而且至今未曾消失。在这样的分工体制中，当地人是政治创业者，他们与本土对手竞争，后来又与欧洲及美国殖民者合作，为的是保持政治权力；外来者是经济创业者，后来又成了官僚企业家。当然，政治权力比所有其他权力都重要，因此这样的安排在本土贵族统治者们看来是非常合理的。

移民对他们自身地位的认识，通过文化发展方向，即文化调整进程体现出来。东南亚贵族统治者没有效仿他们的移民雇员，相反，移民们融入了他们的文化。华人与波斯人都是如此，尽管传说华人的文化认同是难以改变的。例如，泰国前现代史就讲述了华人如何成功地迅速转变为泰国人的历史。泰国国王鼓励这样的移民做法，把少数的华裔包税商和官员封为贵族。所有的华人在步入成年时都要选择自己的身份 做泰国人或中国人。如果他们选择了前者，他们就把他们的"清朝辫子"剪去。绝大部分家庭在两三代内作出了这样的选择。泰国的上层地位是这些人的追求目标，但他们必须拿出商业利润的一大部分才能得到这样的地位，使自己绝对安全，而没有被同化的中国商人却成了二等公民，需承担各种风险。基于这样的选择，华裔移民更乐于成为政治创业者而非经济创业者就不奇怪了。爪哇也有类似的现象，在那里，成功的华人总是力图与爪哇贵族统治阶层联姻。

一心图谋的担负(1)

尽管历史学家过多地关注中国文化对全亚洲的影响，但移民到东南地区的华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和印度人，真正突出了不同的一面:移民去一个现存社会不是去输出文化，而是愿意接受当地的主流文化。而且最迅速的文化调整发生在最有抱负、勇往直前的移民当中，这些移民意识到若不能和当地精英阶层融为一体，要在经济上有所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第一代教父早就学到的深刻一课，而这也不难理解，因为东南亚是一个非常宽容的普世之地，人口稀少，这意味着对资源的竞争很小。简单地说，在农业时代，东南亚幸运地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尤其与中国和印度相比。

从16世纪起，欧洲殖民者就踏上了东南亚这块土地，但一直到19世纪之前，他们并没有积极地扩张。欧洲殖民者的到来使原本已经明显的倾向更加明显，但同时又使这些倾向发生了变化。使已经明显的倾向更加明显是因为在我们关注的国家和地区中，殖民主义在人事安排上没有得到有力的支持。结果，殖民者只能通过已有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进行统治。使已经明显的倾向发生了变化是因为殖民当局创造了三方权力关系，而以前却只存在较为简单的双方关系。现在，欧洲人代表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当地政治领袖和经济领袖必须与他们建立关系，同时，他们自己也必须建立相互关系。这有着深远的影响。对有抱负的移民者来说，这意味着他们开始朝着欧洲文化发展，因为欧洲人代表着主宰权。当地政界精英向欧洲文化标准靠拢，与此同时，也打破了当地人对外来移民 最显著的是对华人 的文化优越感。泰国例外，因为它并没有被正式殖民化。在泰国，一直到20世纪早期，华人成为泰国人的过程是迅速的。而20世纪早期，由于中国经济政治的崩溃以及新的旅客航运服务出现，大量移民进入泰国。进入泰国的中国妇女人数的剧增以及泰国的民族主义浪潮，暂时打断了同化进程。

正是荷兰人在爪哇，后来是在印度尼西亚其他地区，无情地区分了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对大量人口的控制是通过当地的"普里亚伊"穿袍贵族实施的，这些人继续统治着他们的省和地区，而在他们背后是少数荷兰殖民者"居民"。关键的经济角色逐渐由华人承担。他们是各种税收和垄断行业的包税商，从收取屠宰动物费用到经营特许市场都由他们主宰。最大的课税来自制造和贩卖鸦片。它是我们所关注地区的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而它在印度尼西亚尤为重要，因为当地人也是这些产品的巨大消费者；在其他地方，以吸食鸦片作为消遣的主要是华人。

荷兰人除了加强华人的经济地位，还提拔了少数有权又效忠于他们的华人社区领导，因为来自中国的移民在17世纪增加了许多。这些人成为该地区最早的大亨教父的一部分。荷兰人沿袭东南亚第一个欧洲殖民者葡萄牙的传统 授予华人社区中最重要人物以上尉军事头衔。后来扩展成少校、上尉、中尉这样一个完整的军官体制，这个等级制度延续了两个世纪。华人军官调查华人人口，向华人征税并收取罚金，颁发许可证，他们的意见在诉讼案件中非常重要。他们非常有权，同时又常收取巨大的课税，并且以买办，即中间人的身份，为荷兰人工作。而且，普通华人被强迫生活在特定的城镇中指定的华人地区内，未经允许不可到其他地方去。这些限制并不适用于华人精英和华人包税商。华人精英，也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高枝"，管理着这个国家，但与此同时，他们的同胞，即潜在竞争者，却在理论上被禁闭在都市的隔离区内。通行法常常被忽视，而官员们拥有太多的权力（包括准合法权力），他们可以让那些冒犯者生活得非常不愉快。

总体而言，华人在印度尼西亚继续其文化适应过程，移民后代不断失去对中国方言的掌握，慢慢地适应了当地的习俗。但是随着荷兰人的权势渗透整个群岛，有抱负的移民就不太想在爪哇王室谋求职务，也不

一心图谋的担负(2)

太想和当地的"普里亚伊"穿袍贵族通婚。另一方面，北欧白人不能容忍有色人种与荷兰人通婚，更不能容忍有色人种融入荷兰群体。与泰国不同，在印度尼西亚，与统治精英的完整结合是不可能的，因此在马来西亚产生了"折中"的身份。到了19世纪，会说马来语(一种本地贸易语言)的华人遵循一种杂合的文化，即中国南方文化和爪哇文化的混合，同时他们又希望得到荷兰殖民者的恩宠和提携，他们人数众多，但十分容易辨认，人们称其为"土生华人"或"侨生"。他们中的主要人物成了华人社会的领袖：作为荷兰人的军官让华人遵守秩序。他们竞标课税权，并且还与当地的贵族合作，以保护他们的包税区免受走私者 尤其是鸦片走私者的侵害。最成功的创业者几乎是最不纯正的"华人"，因为他们必须在荷兰殖民者、当地贵族和男性华人这三者之间寻求一个文化均衡点。

相似的情形也出现在菲律宾这个国度。西班牙殖民者于16世纪后期从他们的拉美殖民地出发，穿越太平洋来到这里。与荷兰和英国殖民者不同的是，西班牙殖民者的任务显然在于宗教和政治，而荷兰和英国的殖民者则由垄断贸易公司所代表 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西班牙殖民者试图让菲律宾人放弃原来的宗教信仰，去信奉天主教。在这方面，当时在马尼拉区域经商的华人令西班牙人感到十分头疼。西班牙人需要华人向他们的驻军提供粮食等生活必需品并经营高档的中国商品，但华人一开始就抵制天主教。在17世纪，华人与西班牙人不时发生一系列流血冲突，关系不断恶化。与此同时，西班牙人给予那些改信天主教的华人以及与当地女子结婚的华人行动的自由，允许他们加入当地精英团体，降低他们的赋税。文化的交融过程开始了。至1800年，菲律宾已有约12万华菲混血儿，约占人口的5%，几乎与印度尼西亚的华人混血儿数量相等，而纯华人只有7000人，白人只有4000人。对纯华人血统人口的严格控制进一步促进了华菲混血儿社会的发展。

华菲混血儿主宰了岛内贸易，并且不断购置土地，进入地产行业。西班牙人总是担心他们会带领当地的土著人发动叛乱，但事实上，华菲混血儿放弃了大部分中国文化，他们和城市化了的土著人一样，与菲律宾式的西班牙文化息息相关。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华裔混血儿已有了他们自己的、体现了混合文化的服装和习俗。

大迁移时代(1)

从19世纪中期开始，低容量的移民模式和严重同化的华人居民人口开始出现变化。这有两方面原因。首先，移民数量增长越来越快；其次，殖民者统治的对象同时改变和扩大了。

技术为移民潮带来了便利。第一艘汽船在19世纪40年代投入使用，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广泛使用于亚洲的航线。所谓的两次鸦片战争(1839 1842年和1856 1860年)打开了中国沿海的主要港口，尤其是传统的南部移民中心，它们很快通过汽船与东南亚的主要港口连在了一起。当地的汽船路线相当复杂，从而决定了许多移民的目的地。例如，中国海南岛海口至泰国的曼谷航线的开通，导致大量华人进入泰国，所以在泰国，许多华人的祖先都来自海南。

最可靠的估算结果表明，到1850年为止，东南亚地区有50万华裔人口，包括纯血统的和混血儿。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华人移民最多，香港、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当时还未正式并入英帝国)次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片区域的华人达到了300万 400万，大部分都是第一代移民。一系列不断出现的问题迫使一些华人离开中国大陆。中国从18世纪开始面临越来越严重的人口压力。地方叛乱不断发生，导致19世纪中期发生了四次大的灾难:中国西南和西北部的穆斯林反叛朝廷，还有捻军和太平天国在中部省市的造反。后者的发动者认为他自己是耶稣的弟弟，并自称是圣灵的化身。这次反抗破坏极大，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夺去了几千万人的生命。

有了定期的汽船班次，中国南部地区的人不断离开被一位历史学家戏称为"可怖的马尔萨斯地方" ，到了东南亚，他们发现那儿人口不多，相对和平，劳动报酬比国内高出一倍 。这一切都非常吸引人。19世纪中期，泰国有500万华人，马来西亚有250万，印度尼西亚有2300万(那时爪哇是东南亚人口较为密集的地区) 约为现在人口的1/10。较为幸运的移民不但能得到早已出国的亲属在经济上的帮助，还能请求他们帮着找工作。

与不断升温的移民热潮同时发生的，还有19世纪中期兴起的所谓"垄断帝国主义"和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劳动密集型商品的繁荣。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荷兰人与英国人的商业垄断被摧毁，更多的欧洲国家接管了东南亚殖民地。1824年，荷兰与英国政府签署的一项关于明确在这一地区两国各自势力范围的协议，标志着荷兰开始控制整个印度尼西亚群岛，后来，英国的势力又从马来半岛消失。发展大型种植园和矿业必须先直接控制殖民地，但有时，情况相反，如马来半岛，殖民者到来之前，华人开办的矿业就已发展得很好了。欧洲殖民者的政治动机存在一定的矛盾：一方面，要扩展殖民势力；另一方面，又要解除对国际贸易和投资领域中许多方面的管制。在只能从大卫·李嘉图和亚当·斯密的文字材料获取信息的时代里，新加坡(1819)和香港(1842)被建成了没有贸易限制或者说没有贸易税金的自由港口(侵吞这些殖民地还反映了英帝国想控制具有战略性的岛屿) 。1855年，一位香港总督用《鲍林条约》(又称《英暹条约》 译者注)说服泰国人解除了对贸易的管制。甚至西班牙统治的菲律宾也朝这个方向发展，于1844年结束了地方官员在贸易上的垄断，对外开放商务。由于西班牙没有工业革命，英国和美国的公司逐渐控制了贸易，顶多是用国旗来提醒商人们，他们是在西班牙的领土上。

到19世纪下半叶，这些地区开始显示出全球化带来的繁荣，这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繁荣。促进东南亚地区繁荣的因素有以下几点:需求是发达国家对农业和对矿产品渴求的原动力，而这些东西不是埋藏在亚洲东南部的地下，就是可以在那里种植；东南亚土地辽阔，有种植园所需的大片土地；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汽船的发展大大

大迁移时代(2)

降低了终年开通的船运成本，技术和设施也有了很大的改进 ；最后一点是充足、廉价的进口中印劳工。

可以说中印劳工的总体差别是，相当大的一部分印度人被出口到英国的殖民地和印度尼西亚部分地区从事种植农业，只有少数劳力从事市政工程项目和殖民地区内的文职工作；很小一部分印度企业精英，包括帕西人、信德人和雀替尔人分散在这个地区的各个部分。华人移民主宰矿业，但也有不少人从事贸易、零售业、农业以及现在所谓的后勤服务等等。这反映了一般的华人在作出移民选择时，相对来说有更大的自由空间。在185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的印度移民是契约农业劳动者，这意味着他们签订了在农庄里工作的协议，因此被直接运送到指定农庄，住在临时工房里，侥幸存活下来的人通常被送回印度 。南方华人用的是赊账的方法，就是移民者在没有还清船费及其利息之前，无权离开他们的雇主，但是随后他们相对更加倾向于待在东南亚地区，融入已经有数百年历史的华人社区，主要是城市里的华人社区。2004年联合国发表的一份移民报告大胆尝试把印度的历史记录综合起来，得出结论：1834年至1937年期间，有3000万印度人去了他乡，但回国的有2400万人 。因为中国政府没有相关数据的记录，我们无法知道华人返回的比例是多少，这样就无法同英国政府有关印度移民的统计数据相比较，但是，可以肯定华人返回的比例要小得多 。

有一点很重要。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内有为数众多的印度人，但是从长远看，他们对当地的经济并没起到多么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在一个地方长久停留并融入当地社会。同时，较之华人，他们更加遭受压迫、更加痛苦。在印度，征募契约劳工出国的人员把注意力集中在种姓等级最低的少数民族上(中国没有这种种姓等级制度)，如南方的泰米尔人或东北的山地部落人员，他们不像华人那样傲慢，不会制造麻烦，因此符合种植园主和殖民地政府的需要。在1880 1887年任海峡殖民地总督的弗雷德里克·华尔德爵士离任时曾建议输入更多的印度劳工，他说:"印度人是一个和平的、容易管制的种族。"他可能没有意识到，他所熟悉的印度人并非是典型的印度人。

变变变(1)

最初吸引欧洲殖民者来到东南亚的是农产品香料。在人工冷冻技术出现之前，人们主要用香料加工处理肉类。但19世纪大量经济作物又吸引了欧洲殖民者，其中菲律宾和泰国的蔗糖最为重要；然后又有了锡，起初由华人在印度尼西亚开采，但后来在马来西亚和泰国南部也勘探出了锡矿，并且数量远比印度尼西亚要多；世纪之交有了橡胶，这是包括汽车在内的许多消费品必不可少的物资。从事橡胶生产的全是印度劳工。那时当地商品经济不断繁荣，而科技的发展进一步扩大了贸易规模，如采矿业，新技术通过使用挖土机大规模机械作业，使人们摆脱了使用鹤嘴锄的人工作业。

变变变

从东南亚著名教父的角度来看，19世纪末同时蕴藏着极大的不确定性与极大的机遇。传统的被同化了的泰国华裔精英、印尼华裔精英、马来西亚华裔精英以及菲律宾华裔精英必须面对一拨又一拨的饥饿移民，而这些人并不总是好对付的。同时，由于泰国以及不同殖民政权不断强大，从19世纪80年代起，它们所需的自由包税商以及垄断者也减少了，因此逐渐拆散了原有的组合和安排。但是，经济蛋糕却越来越大了。大亨继续从殖民势力、土著政治精英以及现在大部分是华裔的经济精英这三者之间得到好处，因为他们能最有效地利用外界关系，同时又能在一个新的移民团体内部保持权威(印度劳工通常由殖民地的种植园主直接引进，因此他们之中几乎没冒出印度籍的教父)。回顾一下20世纪初杰出大亨的显著特点就很能说明这一点。

黄仲涵曾是印度尼西亚最富有的人。其父经商，曾当过三宝垄华人区的"玛腰"(Major)。19世纪，种植鸦片的华裔主要居住在三宝垄。黄仲涵以爪哇的三宝垄为中心，在世界各地扩张商务，扩增了其父原本就已经非常庞大的资产。在19世纪80年代，当包税商遭到经济下降打击的时候，他竞标并且成功赢得了重要的课税经营权。他不会说荷兰语，但是他比绝大多数的欧洲人都了解殖民地礼节方面的一套规则。他的一个女儿在自传中回忆道:"过去我常常站在我家宫殿那宽阔的阳台上，等着看爸爸的马车跑过下面的河谷 马车穿过大门时，一个马来仆人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手托银盘，里面盛着一块浸有科隆香水的热毛巾。爸爸会在走下马车之前用那块洒了香水的毛巾擦拭他的手和脸，然后走向我。爸爸穿着纯白的裤子和时髦的西方夹克衫，简直帅极了。这情景就好像是一出芭蕾舞剧。"黄仲涵除了慷慨设宴款待殖民地的官员外，还送贵重的礼物给他们。和他的爸爸一样，黄仲涵也当过该地区华人的"玛腰"，但是他却居住在城里欧洲人密集地区的大庄园里；他的爪哇语和马来语比他任何一种中国方言说得都要好。

在商业方面，黄仲涵采取多种经营策略，这一策略后来成为那个时代东南亚大亨的一个标志。他从课税，尤其是鸦片课税那里得到了稳定的现金流，并用这些资金向其他许多方面扩展。他在制糖业、发展种植园、建造加工厂方面声名显赫。加工厂使用的机器是从欧洲进口的，由荷兰的专业技术人员维修。黄仲涵还在一些关键岗位雇佣了荷兰的会计师和管理人员。他的经营还扩展到了航运业，并且在三宝垄开办了一家银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搬到了新加坡，于1924年在那里去世。他是唯一拥有大型公司，并能与荷兰大型公司竞争的人。

而陆佑适应性更强。在新旧世纪交替之时，他被认为是马来半岛上最富有的华人。他在西海岸建立了早期的商品供应点，向各华人采矿帮派以及代表他们的三合会提供食品和武器。自英国从1874年正式统治马来西亚后，他雇佣成千上万的华人劳工开采露天锡矿，建立了自己的露天锡矿帝国。他拥有国家颁发的收税许可证，向华人劳工提供鸦片、烈性酒和赌博场地。陆佑与华人黑帮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往往通过他们买进并管理劳工。他本人也是势力强大的义兴帮

变变变(2)

成员。在一些重要的采矿州，英国殖民统治者依赖陆佑帮助他们控制华人，还靠他提供大量的财政收入。而陆佑也竭尽全力使殖民者过得轻松自在。他学会了英国礼仪，与马来西亚联邦共和国的首任总督弗兰克·瑞天咸交上了朋友；陆佑还是吉隆坡一所精英英语学校 维多利亚学院的主要赞助商之一。他同英格兰的公司、苏格兰的公司以及泰米尔印度大亨丹姆沙美·皮莱合伙进行投机买卖。他非常善于与殖民统治者谈判。例如，1896年锡的价格下降时，雪兰莪州政府破例降低了他的鸦片税，虽然他应交付的税款原来是固定的，因为他们认为他是该州经济的重要支柱。1898年，殖民政府主动提出让他交付象征性的费用，管理彭亨州的槟州地区的一系列税务，并且降低了他采锡的赋税，以此促进这一地区的开发。除了采矿业，陆佑还投资房地产、橡胶种植园等。他获得了英国骑士称号。

在这个地区，大亨通常采取把征税权和采矿业以及种植园相融合的策略。这样做最为明显的优势之一就是，降低了原本就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从事真正地区性行业的张弼士在马六甲海峡两岸的苏门答腊、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征收鸦片、烈性酒和烟草税，并且把这些税务融入了他那以种植园为中心的巨大帝国。许氏家族把锡矿业和征税权相结合，从事多样化经营，从槟城到泰国的西南部都有他们的生意。在新加坡，通常是家族控制着胡椒及黑儿茶(用于染色)的栽培，他们是19世纪后期最大的雇主，拥有各种征税权，包括主要的鸦片税，占国家年财政收入的一半。税收权意味着国家高压统治权的委托，而有税收权的地方，就有三合会势力。但是对于殖民地的政府而言，这并不是心头大患，因为他们早就意识到接受帮会的存在是管理华人移民最简单的方法。正如《海峡观察》在1899年2月17日所说:"政府并不直接与底层华人打交道，这是帮会的事。"

在菲律宾，最著名的头目是陈建仙。陈建仙是个苦力经纪人，同时，他还垄断大部分的鸦片交易，替殖民政府收税，他的经营范围包括纺织、糖类、粮食贸易和房地产等。陈建仙来自中国福建省，他移民马尼拉是因为已有亲戚在那里定居。在马尼拉，陈建仙学习西班牙语，改信天主教，后来他发现卡洛斯·帕兰卡·古铁雷斯上校不仅是个非常有权势的殖民者，还是个良师益友，就采用了他的名字(陈建仙的西班牙名是卡洛斯·帕兰卡。 译者注)。同时他小心翼翼地建立与清帝国的合作关系，从而巩固了他在菲律宾新华人社区的领导地位。与许多同时代的人一样，他买了中国清朝的官位，并且在正式场合穿上官服 长袍。陈建仙在规劝清政府在马尼拉开设领事馆这件事上有很大影响。领事馆大楼里有西班牙正式授予头衔的华人头目"华人的市长"的住所，陈建仙有时担任这个职务，有时只是影响这一职务。大楼里也有法庭，称为"华人的法庭"。陈建仙常常被指控操纵法庭。他和他的儿子都当过领事。

非常富有的陈建仙于1901年去世。他营建了华裔移民与西班牙殖民社区完美的社会平衡，中国与西班牙都曾给予他很高的荣誉。一位研究菲律宾历史的学者，安德鲁·威尔逊说:"19世纪后期的华人经历表明，掌握社会权力与经济权力的人不仅仅控制殖民地菲律宾的华人团体机构，还与外部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并不是人人都欣赏拥有这样才能和财富的人。拥有华人血统的菲律宾民族主义者兼小说家扶西·黎刹在《起义者》(1891)这部小说中，肯定以陈建仙为原形创作了虚伪的、阿谀奉承的华人奎罗加这一人物。扶西·黎刹讨厌的是奎罗加身上的种族混合特征。按作者的说法，这种种族混合特征还通过他家里"可悲的混淆"风格表达了出来。但是东南亚教父所喜欢的漂亮的装点门面的中国花园、希腊柱子、苏格兰的铁制品以及意大利大理石地板却也显示出了他们的力量。他们的工作迫使他们在不同的人前有不同的表现。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引人注目不仅仅因为他们的建筑。像黄仲涵这样的人，或者像何启爵士这样与英国殖民政府合作的主要人物，在自己的努力与殖民者的扶植下，当上了社区的领袖，但他们却不太会说中国方言。他们确实煎熬于不同文化之中。

时势所造(1)

对这些世纪之交的教父的简要叙述，表明了他们的行为受经营的环境影响的程度。他们努力争取获得征税权，因为这是他们赚大钱最简单的方法。19世纪中叶，华人包税商赚得了最丰厚的利润，因为他们比授予他们征税权的政府更了解垄断的价值。然而，随着政府不断强大，消息更加灵通，操纵投标、推迟付款等行为就变得更加困难了。从19世纪中期起，华人移民大量涌入东南亚并且成为罪恶包税区产品的主要消费者，东南亚的征税权自然就同雇佣华人移民结合在一起。并且由于操不同方言的互相敌视的移民群体都在找工作，对这些移民的管理又和社区的领导权捆绑在一起。通常大亨都有操特种方言的黑帮作为后台，他们能创造出一个完美的商业循环，在这样的一个循环中，几乎所有的钱最终都会集中到他们的手中。大亨经营各种包税区，雇佣那些不能自立的移民从事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比如采矿业和种植业，这些产业往往在偏远地区，同时又向他们出售使人堕落的产品和服务以及其他所需要的东西。这样，这些劳工的大部分收入就又落入了他们的腰包。除此之外，教父还为这些外来移民提供他们在这个新国家的唯一的政治身份；他代表社区的利益与最高政治当局沟通。

然而，由殖民列强(和第一次全球化浪潮下的世界经济)造就的雄心勃勃的教父世界是多方面的，而不是仅仅使他们成为包税商和同胞的剥削者。这个时期在东南亚确立了一个难以改变的经济模式。这些殖民列强对这一地区并没有一个恃强凌弱的占领计划，然而他们确实建立了一种最有利于他们的贸易格局，就是第一世界国家进口东南亚的农产品和矿产品，再向东南亚出口工业制成品，并用这种方式来支付那些农产品和矿产品的费用，至少有一部分是以这种形式来支付的。在这个过程中，农矿业不断繁荣，地区产品生产不断合理化。泰国以稻米经济为主，其南部有少量的锡矿开采；马来西亚则从事锡矿开采和橡胶生产；菲律宾生产糖和椰子；爪哇种植甘蔗和咖啡；苏门答腊则从事烟草和橡胶的生产。反过来，低进口关税促使这些国家和地区从欧洲和美国进口工业制成品、建筑材料和机械设备。这种情况在非殖民地国家 泰国也是如此。直至1926年，泰国对于工业制成品的进口关税是最小的 3%。美国在美西战争中，打败了西班牙，于1898年占领了菲律宾。美国政府在实行低进口税的同时还保证菲律宾白糖的出口配额，从而使东南亚经济更倾向于出口基本农矿产品、进口高附加值的工业制成品。

以上所有一切所带来的影响直至今天依然存在。在东南亚，人们几乎没有兴趣投资制造业。殖民者更喜欢出售他们本国制造的商品，而当地的企业家根本没有兴趣与进口货物竞争，因为这些进口货物要么是免税的，要么是低税率的。相反，越来越高的原料价格使得种植业、采矿业以及相应的服务业(如船舶运输)变得有吸引力。华人以及其他亚洲企业家重视以贸易为基础的经济并非因为他们是天生的商人，而是因为制造业更具风险且困难重重。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东南亚的经济从宏观上来说自始至终就是贸易扩张，这可从新加坡的繁荣得到见证：其贸易从1871 1873年的年均6700万新加坡元增长到1900 1902年的年均4 31亿新加坡元。这期间没有任何工业的腾飞。经济历史学家詹姆斯·英格拉姆言简意赅地描述了泰国的经历:

在过去的100年里(1850 1950)，我们目睹了泰国经济领域里的许多变化，然而人均收入并没有多大的增长，并且与劳动力相比，在资本和新技术的使用上也没有大的发展。其主要变化一直是资金的广泛使用、基于全球市场的商品交换和特色产品以及在劳动力市场上日益明显的种族大分工。泰国人口增长迅速，但他们中的大部分要开垦更多的土地、种植稻米 在绝大部分领域，经济变化是对外部

时势所造(2)

刺激的一种反应。泰国一直是一个被动的国家，一直在适应由世界经济引起的变化和市场影响。这个国家几乎没有什么新的发明，而适应外部影响的，绝大多数都是传统行业。

在这个过程中，大亨仅仅是旅伴，只为一个他们无法参与制定规则的游戏提供方便而已。作为个人，他们盈利丰厚，但是作为整体，他们的收入与那些欧洲的大公司相比简直不值一提。新技术的产生使得很多商业领域需要更大的资本投入，这使那些大亨在20世纪初也感到了压力，因为他们的传统优势一直就是组织那些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让陆佑发了大财的锡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有一万多名苦力为其开采锡矿，同时为他们提供从住宿、食物到鸦片的一切物品。但是蒸汽挖掘机的发明以及大部分易于开采的露天矿场资源的枯竭，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彻底改变了这个行业的特点。1920年，马来西亚半岛只有20台挖掘机可以从事深达60米的开采，但是到了1930年，挖掘机的数量已经超过100台了。那些擅长露天开采的华裔矿业集团是无法与之竞争的。大部分矿主没钱购置基本设备，就算是像陆佑那样有能力的人，一旦离开了他所擅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他也就失去了竞争优势。

20世纪初，在生意上得到大量资本的重要性在这个地区变得显而易见。农业生产规模相对较小，而舢板运输不需要很多资金的时候，华裔商人还是具有竞争力的。但是当最有利可图的种植业在规模上成倍增长，采矿开始机械化，现代船舶无论在其大小还是技术的复杂性上都有了提高时，一个新的资本障碍产生了。总的来说，从20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些未来的亚洲商业巨子被他们的欧洲对手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以泰国为例，欧洲的大公司逐渐控制了伐木业和锯木业，而过去规模较小时，华人和缅甸人曾一度主宰这些行业；欧洲的大公司还控制了锡矿冶炼，因为规定锡矿冶炼必须由大的冶炼厂承担；而原本是泰国和中国的帆船称雄的轮船运输业，也被欧洲的大公司控制了。唯一被华裔包税商控制的是在19世纪末出现的一个新行业 稻米加工业，主要因为这个行业所需的基本设备较为便宜，并且其主要的消费群体是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和香港的华人。

那些颇具实力的欧洲银行 主要有汇丰银行和在印度、澳大利亚以及中国的渣打银行 几乎把业务都限制在仅向贸易行业提供金融资助。欧洲和美国的大公司可以在国内筹资。那些殖民地的银行在处理绝大多数的亚洲人的业务时，都有一个行之有效的人种限制。一位80多岁的亿万富翁这样回忆独立前的那个时代:"对华裔商人而言，要想见到一位英国殖民银行的决策者，其难度相当于见上帝。"那些印度的雀替尔裔和锡克教徒的放贷者可以向当地居民提供贷款，但有最高限额，而且其利息比欧洲人高得多。在20世纪头20年里，许多华资银行确实取得了发展，但是他们也受到了经营环境的制约。当商业银行家需要临时流动资金时，因为没有中央银行，他们也就无法获得借款。事实上，由于大多数的东南亚地区都采用联合汇率制，向外贷款进一步受到了限制。联合汇率制就是把本国货币基础直接与外汇供应挂钩，现在还有一些国家是这样做的。如果从对外贸易中得到的外汇减少了，那么本国的货币供应也会下降。由于东南亚国家严重依赖于一两种商品的出口，而商品的价格动荡不定，因此其货币供应也变化不定。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马来亚的货币供应减少了一半，主要是因为橡胶价格的下降。这种波动的后果是，当地的银行必须保持约一半的存款投向易于转成现金的项目，而不是向外贷款。国际银行就没有这个问题。尽管马来亚和菲律宾的华资银行很谨慎，但大部分还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萧条和商品危机中垮掉了。

在经济萧条之前，东南亚的经济繁荣了40年，虽然偶然也会出些问题。这

时势所造(3)

为那些未来的教父提供了充足的经济动力，但它无法掩饰这样一个事实:运营环境的某些方面已经开始对他们不利了。原来为那些有权势的人提供资金去做各种各样生意的征税权逐步缩减，而大生意又是资金密集型的。到20世纪20年代，包税区没有了。同时，自动证明商业大亨就是社区领袖的各种各样的"头目"制度也被殖民势力废除了。比如，在马来亚，最后一个头目的任命约在1900年，而最后一个下台是在20世纪20年代。在很大程度上，头目制度被发展起来的当地华人商会所取代，其主要成员是那些有实力的商人。而被统治者确认是"负责人"的那些"玛腰"或"中国中尉"也不复存在了。

在独立之前的最后几十年里，大亨开始向自主经营方向转型的例子确实有，但少得可怜。新加坡有两个，一个叫胡文虎,另一个叫陈嘉庚，分别出生于1882年和1874年。他们建立了庞大的企业，但他们既不是买办,也不是包税商。也许这样说更能说明问题 他们涉足了消费品领域而不是仅仅从事原材料或半成品的出口。胡文虎的拳头产品是"老虎牌万金油"，一种涂于皮肤上的万灵油膏，现在还卖得很好。他的虎豹集团研制了一系列的非处方药，用于治疗头疼、晕船、嗓子疼和便秘。他们在中国香港、大陆，以及爪哇、苏门答腊和泰国都有批发和零售业务。除了制药，胡文虎还出版报纸，当然主要是在周围地区出版中文报纸。

陈嘉庚以种植业发家。但不像其他最终成为原材料供应商的同行，他决定把自己种的橡胶做成产品。陈嘉庚有自己的工厂，制造轮胎、橡胶鞋和玩具，并且开展零售业务出售自己的产品。他决心在没有关税保护的情况下，和那些欧洲、美国和日本公司一争高低，然而，这却导致了他的主要企业在经济萧条中破产。他敢于尝试去反抗这种制度，但却以失败告终。

民族主义和阶级 前奏(1)

在海外的华人商贾巨子中，陈嘉庚的理想与众不同，使人难以理解，尤其是他政治上的理想。他于1950年离开新加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岁月，于1961年去世。东南亚华人一般不会像他这样。在当地，华裔商人把融入当地的政治圈子并以此来谋取商业利润视为最大的成功。陈嘉庚的"立场"是受时代刺激的一个独一无二的事件。在那个时代，那些商人不再因为殖民政府给予营业许可和征税权而心存感激，整个地区的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不过在移居海外的华人看来，民族主义就像一把双刃剑。东南亚国家所兴起的民族主义只能把注意力集中到华人所承担的经济角色上。与此同时的阶级意识的觉醒进一步突出了精英们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更广泛的支配权。在20世纪30年代，所有这些对那些商贾巨子都不是好兆头。然而，事实是，传统的权力结构在政治民粹主义的挑战下幸存了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泰国的情况就是如此。

全球的经济衰退，特别是对农矿产品需求的减少，引发了泰国1932年6月的不流血的军事政变，结果君主立宪制取代了君主专制制度。人民党上台，其公开宣称的议程是为普通老百姓的利益执政。这个议程带有强烈的种族色彩。"泰国经济为泰国人"成了20世纪30年代政治集会的口号。事实上，泰国的民族主义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1910年至1925年统治泰国的拉玛六世，非常喜欢当时在欧洲甚为流行的种族主义理论。他翻译了莎士比亚的反犹太作品《威尼斯商人》(1594 1597)，并且亲自写了一篇关于亚洲华人的文章，题为《东方的犹太人》(1914)。不过有一点变得很明显 随着一些限制性的反华措施开始实行，华人精英随时准备改变自己，适应形势，但普通老百姓却没有这样随机应变的能力。

1932年后，移民浪潮受到了遏制，因为移民的注册费用上升了，而且禁止移民从事一系列的普通职业。这一跟随世界性经济萧条的余波而来的做法，不仅削减了移民浪潮，也促使很多暂住的工人返回中国。华人精英面临着他们曾一度控制的盐、烟草和大米等行业不断高涨的国有化运动。然而，尽管政治变革终止了原来拥有征税权的家族在经济上的优势，它却没有破坏广大华人商业社区的优势。新的家族从华人贸易商中脱颖而出，与政府积极合作管理新的"国有"企业。泰国的官僚们像过去一样不愿染指贸易。政府在许多行业中，租赁或收购华人的工厂和企业，但是大多数的企业仍然由华人经营，而且以国家为主导的垄断经济的集中经常会抬高价格，增加利润。"泰国经济为泰国人"并没有使社会更加公平，它只是重新调整了精英之间的交易。正如日本经济历史学家末广昭所指出的:"无论原始动机是什么， 泰国人民党 后来既没有代表普通人的利益，也没有代表泰国农民的利益。相反 泰国人民党 变成了政府官员或某个特定的政治集团。"末广昭对那个时期被国有化了的公司进行了一番彻底的调查，发现大多数的泰国股东和董事都是人民党的成员或与之有关系的人，而他们的合作者无一例外都是那些华人商业大亨家族。他因此得出结论:"华人商业领袖中，有一些人能巧妙地把国家权力转化成扩大他们企业的工具。华人商业领袖提供管理技巧和资本资金，作为交换，他们获得了政治庇护，有了安全感。"

那些商业大亨过去曾经是从事自由职业的为泰国宫廷服务的包税商，现在成了泰国政府的合资企业的合作者。这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7 1973年的军事独裁阶段设立了样本。不过，在军人统治下，不同的军队和警察派别涉及不同的生意，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参与经济的规模和与华人商业领袖合作的水平都比1947年以前的文人政府提高了许多。军人不是经理 他们以股东和董事身份获得收入 然而他们的政治权力使他们能够规定什么叫

民族主义和阶级 前奏(2)

商业活动。许多主要的消费品，从烟草到猪肉，都实行了销售垄断。这意味着华人所管理的企业卡特尔确实可以控制价格的制定。在20世纪50年代，军人 华人企业扩张的主要领域是银行业和保险业：军方提供保护，华人排挤外国竞争、获得国有资本、向公共项目提供资金，从中获益。正如末广昭所指出的:这个游戏的基本规则很简单，"如果不与泰国的统治精英们合作，领先的华裔资本家无法生存也无法扩大经营规模"。如果这样做能把欧洲和美国的公司挤出市场 在其他国家会的，这点代价也就微不足道了。

首先是一场美丽的战争(1)

在泰国的将军们掌握政权以前，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这导致了20世纪全球范围的政治变革，东南亚也不例外。日本军队在1941年12月入侵该地区，结束了皇室操纵一切的局面。尽管三年半以后日本被打败了，但这段时间大大改变了该地区的情况。一方面，英国、荷兰和美国统治者的退出有力地刺激了民族主义政治的兴起；另一方面，这种情况也为那些敢于冒险的商人提供了有利的空间。新一代的大亨在战争中和战后的走私和投机活动中获得了早期财富。而走私和投机活动主要集中在新加坡和香港这两个重要港口。

正如一位当代亚洲最富有的人所回忆的那样:"这是一个极其腐败的时代。"尽管未提及他的家族在战争中走私活动的细节，但他指出，在占领结束后为8万名日本俘虏提供蔬菜和水果是其中的一笔大生意。走私、军火贸易、收购和贩卖多余的军事设备以及涉及巨额回扣的战后重建合同造就了当今许多教父。澳门赌业大亨何鸿燊曾在公开场合谈起过这个时代，虽然很多人在公开场合下对此避而不谈。他的故事表明，对于那些善于见风使舵的教父来说，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当日本军队入侵香港时，何鸿燊了不起的叔叔 何东爵士，那个时代的主要买办，早已匆匆逃往当时中立的澳门。这次出逃的情报是由日本领事提供的，他意识到占领当局需要教父的合作。何鸿燊当时只有18岁。他被香港的英国军队征招入伍，担任接线员。当殖民政府垮台后，他脱掉军装，乘船去了澳门(但在此之前，日本占领军曾经因为他的欧亚长相拦住了他。但他能写一手流利的中文，因此没有被当成战犯而被捕)。当时澳门是中国内地和香港之间的走私中转站。何东叔叔给了他一份工作。不久，何鸿燊在澳门合作公司找到了一份更有趣的工作，这个公司是由日本人、当地的最高教父罗保和一些华商共同投资的。

罗保是当地商界的关键人物。何鸿燊随机应变的本领在他面前显得很浅薄。罗保有中 葡 荷 马四种血统。他生于葡属的东帝汶，在一所天主教的神学院里长大，担任过澳门的首席经济部长，也是澳门主要的大亨。他拥有一个水上飞机机群和船闸，并和他的中国生意伙伴一起在当地从事获利丰厚的黄金交易。何鸿燊与罗保合作得非常好，并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澳门合作公司向驻扎在广州的日本军队提供拖船、驳船以及其他运输工具，以此来换取大米、布匹以及其他东西，用来满足澳门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要（包括香港人和其他地方来澳门买走私货的人）。

何鸿燊弄清楚这些门道后，就开始自己和日本人做生意。他筹到了足够的钱，开了一家小型的煤油加工厂。在美国人轰炸了澳门外围港口的加油站之后，这个厂成了他的印钞机。因为给当时的日本秘密警察头子，澳门的真正掌权者择拓上校教英语，何鸿燊获得了政治庇护。何鸿燊说他只请择拓上校帮过一次忙 他用机器换取当地的日本海军的大米，但拿到机器后，日本海军司令想赖掉欠他的大米。在择拓上校的帮助下，何鸿燊最终拿到了大米。在珠江及其无数的支流上，何鸿燊的走私生意以及合法贸易遭遇过无数的惊涛骇浪，包括一次海盗袭击。但是，何鸿燊挺了过来并且兴旺发达。那些认识他的人说，他从黄金到飞机什么生意都做。何鸿燊开始变得非常有钱。正如他在1995年兴高采烈地告诉历史学家菲利普·斯诺的那样:"我从战争中赚了很多钱。"

从生意的角度来看，战争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从来没有真正停止过。太平洋战争正式结束后的盟军统治是混乱腐败的。紧接着，1950年爆发了朝鲜战争。1951年，因为中国和朝鲜结盟，联合国对中国实行了贸易禁运。这创造了以澳门和香港为中心的巨大的走私产业。何鸿燊继续他的走私生意，运送波纹铁、橡胶轮胎和大量的凡士林去中国内地。这些都是他自己说的。据说，他后来在澳门博彩业的合作者霍英东，在这

首先是一场美丽的战争(2)

方面的规模更大。尽管霍英东从未承认过这些。1951年8月《时代》杂志的一份调查报告说，"上周珠江上的货船装满了钢条、锌块、沥青、印度尼西亚的橡胶、巴基斯坦的棉花、美国的卡车、钢管和各种管道"。在澳门，泵油码头日夜繁忙，几百名香港码头工人受雇于此以满足需要，"装有空调的鸦片馆生意兴隆"。

从事走私贸易的传言也涉及香港的其他一些重要商业家族。但就像新加坡一样，香港政府从未对他们提起诉讼。尽管香港政府由于缺乏行动而受到美英政府的痛骂，但它声称无法控制此局面。尽管有一两位参与者内心不安，但毕竟这只是生意，香港、新加坡只是在做生意。张玉良是会德丰有限公司的老板、极不道德的股市操纵者乔治·马登在香港的中国合伙人。据说张玉良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卖了很多来历不明的药，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香港和记黄埔有限公司企业集团的前总裁西蒙·莫里说，他曾经去张玉良家拜访过他，结果发现他住在一个没有窗户的房子里，床横摆在门口。

在新加坡，战争期间走私的神秘面纱遮盖得更加严实。从19世纪以来，这个地区的物资中心就分成了几个经济部门，分别负责农产品和工业原材料。它的违法贸易的能力和香港、澳门不相上下。那些走私分子偷偷摸摸地把大米从盛产大米的泰国运送到闹饥荒的马来亚，或把工业原材料运出印度尼西亚，从中获取丰厚的利润。当地一位80多岁的大亨对此不愿意多谈，但是他提到为了纪念被日本人杀害的华人，华商们在新加坡海岸线建立了方尖塔，"其中大部分的资金是由那些走私商出的"。一位郭氏家族(这个家族现在由两个亿万富翁郭令明和郭令灿掌管)的朋友说，战争期间掌管这个家族的郭芳枫"从来没有真正否认过"他的大部分财富来自于走私印度尼西亚的橡胶和与日本人的交易。在朝鲜战争期间，这些橡胶又走私到了中国。这一点，《时代》杂志社的记者已经于1951年指出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印度尼西亚又开始了反荷兰人的民族战争，因为后者想恢复在印度尼西亚的殖民统治。这给新加坡的走私商提供了更多的商机。印度尼西亚军队的许多武器来自于马来半岛，那里有大量的日军和英军武器。正是那些经常来往新加坡和苏门答腊的华商为他们运送了大量的武器、药品和食物。当时荷兰政府的报告显示，那时走私武器的易货价格已经相当明确了:一吨橡胶换30发子弹，两吨橡胶换一支来复枪。这门生意利润丰厚，因此一些大公司的轮船也曾参与其中。荷兰官方发现，陈嘉庚的女婿李光前掌管的南益树胶有限公司子公司的一艘轮船，于1946年8月向印度尼西亚贩运非杀伤性的军事物资。张明添这位马来西亚人，依靠走私印度尼西亚的橡胶积累了早期的财富，但由于无节制的生活，英年早逝，没能成为当地的教父。高德根也是靠走私发的财，他于20世纪50年代末成为新加坡华人商会会长。国内战争结束后，穆罕默德·鲍勃·哈桑与三宝垄的驻军师长苏哈托违反中央政府的禁令，合伙走私了大量白糖。苏哈托在国内战争期间就曾从事过鸦片经营，但他很幸运，没有被撤职。

然而，走私并非是从战争中获利的唯一手段。在英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军事政府统治的几个月里，疲倦的、有时贪婪的、几乎没有任何商业经验的军官曾分派出许多巨额的采购和重建合同。前面所提到的为8万名俘虏提供食物的特许权就是两名英联邦军官在几个小时内决定的。许多地方的军事管理局解散后，有很多军事或民用的剩余物资的拍卖活动，这也为一些新的大亨提供了第一桶金。霍英东是香港地区拍卖活动的主要受益者。

在香港一直有这样的传言，霍英东出生在小舢板船里，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事实上，他获得了位于香港般咸道的精英学校 国王学院的奖学金。在那里，他学会了英文，使得他能够读

首先是一场美丽的战争(3)

懂拍卖公报。战后拍卖会上的廉价交易是他的第一笔重要生意。在马来西亚，博彩业大亨林梧桐在他的正式传记中承认，他擅长与朋友合伙操纵战后拍卖会的竞标。他靠出售推土机、起重机等类似的设备挣得了第一桶金。他还用这些东西为他自己的建筑公司提供设备。

在战争中获益最多的是那些受过教育的、富有的、见多识广的人。在香港，当地的华人精英在英国政府收复香港之前，囤积了大量的"迫签纸币"，发了大财。"迫签纸币"是在日本当局的命令下由当地银行发行的香港货币。有人想到战后的殖民政府可能会兑现这些货币，以此作为恢复"经济稳定"的手段，就以其面值的极小比例大量购入这些货币。1946年，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了。汇丰银行以足额面值回购了价值11900万元的"迫签纸币"。据说，其中的一位主要受益者是周锡年爵士。他是一名在伦敦和维也纳求过学的外科医生和商人，其父周寿臣爵士是香港行政会议的第一位华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除了带来短期的商业利益之外，还预示着东南亚商界的一个翻天覆地的变革，因为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取代了欧美的利益。在1945年8月太平洋战争结束之前，那些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外国商人要么被关起来，要么被赶了出去，而那些回到亚洲的商人，在战争结束后才又开始经商。同时，亚洲的商人获得了改变自己地位的机会，特别是那些为殖民政权所迫在本土农业经济和西方大公司之间充当中间人的华裔商人。例如，在泰国，从1943年到1952年共开办了14家银行和25家保险公司，大部分由华裔商人经营，虽然董事长和董事都是由泰国的高官来担任，但那只是装装门面而已。日本历史学家末广昭曾说:"欧洲人回到泰国时，发现他们原先所控制的主要产业，尤其是贸易和金融领域，现在都被华人和印度人所控制。"这样的转变并非在每一个国家都如此剧烈，但是这场战争确实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重组了经济秩序。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之后，这个地区陷入了冷战和以美国为首的反共战争，从而导致大量的美元流入该地区，对该地区造成了深远的重要影响。在菲律宾，美国在其独立后在那儿建立了两个重要的军事基地 苏比克湾海军基地和克拉克空军基地，并给予菲律宾几十亿美元的援助，其中大部分落入了马科斯政府的腰包。在泰国，美国与其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军事政权签署协议，承诺为反共第一线的泰国提供军事支出。这个地区所有亲美的国家都从中获得了利益，包括政府官员和他们所庇护的商人。

泰国的炮·是耶暖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他于1947年的军事政变后成为警察部队的副总司令，于1951年成了警察部队的总司令。炮·是耶暖使用美国中情局提供的军事装备组建了一支警察空军、海上部队和装甲部队，在20世纪50年代，成为泰国最大的鸦片走私集团，同时泰国本身也成了全球海洛因交易的中心。炮·是耶暖以及他的有权有势的岳父屏·春哈旺陆军元帅的主要大款客户是盘谷银行的创始人陈弼臣。盘谷银行是香港地区以外的东南亚最大的金融机构，它曾为很多战后的教父提供过资金，这我们将在后面看到。

民族主义和阶级:徒有虚名

如果泰国在20世纪30年代就表明普通人，无论男女，都不是政治改革和殖民统治结束的主要受益人，那么其他国家在战后都证明了这一点。这场战争是东南亚民族主义和阶级觉醒的催化剂。战争的结束也引发了新的思想:政府应该如何介入经济，以满足大众对于社会正义和种族平等的期望。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躁动不安的时代。20世纪50年代，该地区新兴的民主国家见证了风起云涌的共产主义运动。1948年，爆发了马来亚危机 一场政治武装起义；苏加诺 印尼独立后的第一位总统，也与国内的共产党极力通好。同时，东南亚各国的反华情绪开始抬头。本土政治领导人发现，立法反对华人在经济上的支配地位的措施很受欢迎。尽管如此，战前泰国的经历表明:传统的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合作关系超越了种族，极具生命力。这一点在这个地区的其他地方也得到了证实。

在泰国，后来在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民主实验没能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社会结构。在那些后殖民地国家，殖民主义者不见了，但是新的本土政治精英又回到了老路上，尽管有时种族歧视和民族歧视的运动十分激烈。因此，为了弄清楚大亨经济是如何生存下来的，有必要简略地审视一下不同的国家是如何对付大众政治的挑战的。

"红毛丹"会议(1)

早在泰国1932年政变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之前，菲律宾就做过一次不成功的民族独立的尝试。1896年，菲律宾爆发了反西班牙殖民者的革命起义。但是，起义者没有联合起来，相反他们的行为还有离心的趋势 他们的起义似乎要把这个国家联合起来变成一个独立的国家，又似乎要分裂这个国家。这次起义最终被一场遥远的战争所取代，这就是1898年美国和西班牙争夺古巴的战争。战争的结果是菲律宾落入了美国人手里。华盛顿决心控制这片群岛。起初，他对当地的革命者十分友善，然后打了两年的仗，镇压了他们。一些重要的革命者被金钱收买，于是承认了美国人的统治。由于美国人没有殖民经验，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和现存的当权者共同管理菲律宾。结果马尼拉以及地方精英不仅恢复了生意，而且成为中心人物。美国人确实把政治理想主义的元素带入了菲律宾，但是并没有被充分应用。带有美国印记的政治体制嫁接到了菲律宾，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力，而来自地方的拥有土地的实力派占据了新一届的议会，控制着当地的有效选票，即使选举权扩大也是如此。在泰国或印尼，政治精英们控制着官僚机构并主要和华商打交道，以便分享经济利益。而菲律宾的政治体制则导致地方势力开始控制议会，进而掠夺中央政府的权力。这种拥有土地的政治寡头的种族性(他们大部分是西班牙和华裔混血儿)几乎没有带来什么明显的变化；他们还是玩着同一套把戏。保罗·胡奇罗夫特的《肮脏的资本主义》(1998)，主要从学术上研究菲律宾大亨对国家财富的掠夺，根本不区分他们是不是华人。这倒对我们颇有启发性。在菲律宾，重要的是这一点，即你是教父还是普通老百姓。

1916年，菲律宾国家银行(PNB)建立，未来模式也随之诞生。这一切都发生于美国人允许菲律宾人控制议会两院时。可以发行货币的菲律宾国家银行成了政治寡头们的私人财产。它向那些从事庄园化农业生产的家族提供贷款，要求菲律宾政府把所有的钱存到其银行里。在短短五年后，国家银行就遇到了第一次大危机。这期间国家银行挥霍掉了所有的资本金、一半的政府储蓄，并且损坏了本国货币。与此同时，政治寡头们不仅不断从国家银行获得贷款，还获得了美国的经济政策帮助，这一政策承诺为白糖的出口提供关税保护和出口配额，并且还扶持椰子产业。美国国会于1909年通过了佩恩 阿尔德瑞奇关税法案。从1909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白糖的出口增长了7倍，约占全部出口额的一半。正是这种情况产生了一批寻租的大亨，他们把不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农业产品卖到美国市场，同时还操控着一个貌似民主的政权。他们获得了巨大的经济租金，控制了国会。这使得他们能阻止两件不利于他们的事情 土地改革和增加实际的税收利率。正如很多评论家都注意到的那样，这些精英的唯一问题就是他们不得不呼吁菲律宾独立，以此来获得最起码的选民信任。但事实上，这些美国时代的教父一想到独立后的经济后果就吓得要命。在1946年7月4日菲律宾独立之前，他们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去签订一份双边贸易协定，保证他们进入美国市场的份额。

劳雷尔 兰利关税法案确保了与美国的关系所带来的好处延续至1974年。这期间，大量的美金以战后重建援助合同和修建美军基地的方式流入菲律宾。菲律宾政府终于宣布它已经摆脱了殖民的枷锁。无论是以任命所有政府官员的形式，还是公共事业的预算支出，各自为政的选举传统日益强化。在这样一种政治体制中，政治思想意识只是一种负担，而政客们则在两个主要的政党之间左右摇摆，以寻求最大的好处。菲律宾人把国会议员比作红毛丹。这是一种星形水果，从每一边来看都是一样的。20世纪60年代，这种政治轨道毫不奇怪地滑向了窃国大盗费迪南德·马科斯。在此期间，大众政治中有很

"红毛丹"会议(2)

多高度沙文主义的时刻，最明显的就是1954年零售行业国有化的法案。这个法案力求把那些非本土的华人赶出他们传统的零售行业。但是，这并没有对精英至上的社会结构构成任何冲击。那些华人教父和华菲混血教父与其他的经济教父同属一类，而并不与经营小商店的华人同类。

一次彻头彻尾的交易

1957年，马来亚寻求独立的行为导致了政治家和经济精英之间的协议。众所周知，这个协议实际上是一次"交易"。当民族主义的势力日益增长时，那些以贵族为主的传统马来政治精英，面临着和菲律宾的政客 大亨们一样的问题:一定要支持独立事业，但是又不愿付出经济代价。正如美国的殖民主义为菲律宾地主阶级的地位买单一样，英国人也承诺保证马来精英们的地位，而截至20世纪50年代，马来人还不是人口中的大多数，因为有大量的中国和印度移民。随着民主的出现，马来统治阶级的政党 巫统需要与华人经济精英达成政治和解，以保证每个人的利益。于是在1949年就成立了以种族为基础、由主要华商提供资助的马来华人联合会。提供资助的华商包括大锡矿开采商刘伯群和李孝式以及拥有大量橡胶股份的陈祯禄和他的儿子陈修信。后来，陈修信担任了重要的财政部长。马来华人联合会和巫统结成了联盟，支持独立后的选举，大家心照不宣地达成了共识，那就是马来人掌控官僚机构，而国家不触动华人在商界中的地位。艾德蒙德·特伦斯·哥梅兹，研究马来西亚国有企业的一名最重要的学者，揭示了这种安排的本质，实际上是"种族平民主义伪装下的阶级统治"。在1955年的第一次大选时，联盟占据了52个议会席位中的51个。

在独立后的政府中，马来华人联合会的领导人占据着财政、贸易及工业等经济部门的重要岗位，主要的华商都获准从事银行业和有关税保护的制造业；巫统领导人拥有最终的权力，因此有无限的发财致富的可能性。精英们对这样的安排都非常满意。然而，20世纪60年代，马来西亚各种族内的不平等日渐严重，尤其是马来人群体。尽管有各种各样的计划要成立信托机构和政策性银行来扶持本地的马来土著人，但是这些并不能阻止1969年5月在吉隆坡爆发的种族暴乱。

对暴乱作出的反应使得华人社区清楚地意识到了它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权力。1971年，政府发起了新经济政策运动。这场运动有很多目标:公司股权的拥有、城市人口的就业、大学的入学等等，总之都是为了加强马来人的地位。然而，中产阶级的华人以及他们的子女却受到了政策极大的影响，因为他们被剥夺了就业、入学等机会。20世纪70年代，政府使用石油收入收购外国企业(主要是英国企业)，致使本土人在公司股权中的持股数量有了增长。在精英阶层上，经济结构并没有断裂。1990年，为期20年的新经济政策运动结束了，马来人的公司股权从几乎是零上升到了20%，但是华人的持股比例也翻了一番，从20%上升到了40%。这表明大亨们比原来更富有、更出色了。新经济政策运动并没有终止本土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之间的交易。

苏加诺的香槟社会主义(1)

在获得独立的国家中，印尼最直白地威胁说要颠覆传统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苏加诺 这个国家的第一任总统，来自特权阶层，是一个民族主义煽动者，自诩为革命者。他支持在印尼获得广泛支持的共产党 印尼共产党，至少部分原因是他想使这个国家摆脱愚昧的封建传统。但是，自己就在总统府过着无节制生活的苏加诺最终并没能做到这一点。爪哇文化的结构及其对商业的偏见依然如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民粹主义者迫害华人移民，据说是因为华人移民剥夺了本地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但是，这并没有引起社会基本结构的变化。从1950年到1957年实施了一个所谓的"奔腾计划"，意图把外币兑换和进口权授予本地的贸易商，以扶持他们发展。但这个计划最终以极度的腐败而告终，而其所创建的模式并没有增加本土企业的竞争力，反而导致了佣金和政治操纵文化。抑制华人经济作用的措施于1958年达到了高峰。1958年，印尼禁止外国人（这涉及了几乎一半尚未取得公民权的华人）在乡村从事零售业。某些乡村地区禁止所有外国人居住。在菲律宾和东南亚的其他地方，是那些不太富裕的华人在种族冲突中首当其冲。在印尼，华人所受到的迫害如此严重，致使1960年有大约13万名华侨回国，所有的费用都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承担。

苏加诺时代对于所有的华裔来说都是痛苦的，就连黄仲涵的资产也被国家没收了。但是结构层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因此当20世纪60年代苏加诺下台时，马来西亚很快回到了以前的状态（这只是表面现象）。而实际上，情况恰恰相反。1957年，苏加诺利用伊里安查亚(新几内亚岛的西部)的领土争端(该地区的荷兰殖民统治持续到1963年)，开始对荷兰公司，随后对其他的外国公司实行国有化，这打开了华商进入经济领域的大门。当时5家最大的荷兰贸易商行控制着60%的对外贸易。1958年后，总共有800多家外国公司落入政府手中。但是，无论是政府还是军队都无法有效地管理它们。到了1965年，随着通货膨胀的增长，经济情况迅速恶化。挽救局面的最好方法就是重新回到传统的政治和经济的分工上去。

后来，情况确实这样发生了。1965年政变失败后，苏哈托上校开始掌权，并于1967年代替苏加诺成为印尼总统。苏哈托是一个典型的爪哇小贵族，满足于尊重本土文化的传统，首先致力于维持和谐的社会关系(当然是在他的严厉统治之下)。他在荷兰和日本的军队里都服过役，知道如何通过武力来保持社会稳定。总之，苏哈托不像苏加诺，他是一个天生的保守派，并且军官阶层的大部分人也和他一样 很多爪哇贵族在独立后留在了军队里做官。苏哈托还当过军需主任，非常了解怎样和华商做生意。在20世纪50年代，苏哈托担任驻扎在三宝垄的迪泊涅格洛师的指挥官，那时，他就和穆罕默德·鲍勃·哈桑等人一起从事必需品的交易，如糖(那时是一种军事垄断物资)，以此来补充他的军事开支。苏哈托本人也从事走私，为此他受到了当时的部队司令官纳苏迪安上将的指责，但苏哈托逃脱了1959年的军事审判，因为他的上司加铎·苏布洛多将军恰巧是与他一起走私的鲍勃·哈桑的养父。在掌握了最高权力之后，20世纪60年代，苏哈托以他熟知的方式向那些能完成任务而且还不会对他的统治构成政治威胁的人发放了特许经营证。

这些人往往是较晚来到印尼的华人移民，最有名的是１９３８年来到爪哇的小商人林绍良。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苏哈托和他也有过生意往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反荷兰殖民者的战争期间，林绍良和他的兄弟通过为共和军运送军粮挣到了早期的一些钱。这也使得他认识了爪哇的一些重要军官，包括苏哈托。１９６８年，他得到了一半的丁香进口垄断份额。丁香是印尼丁香香烟不可缺少的成分。１９６９年，这项特许变

苏加诺的香槟社会主义(2)

成了对面粉进口、加工及销售的完全垄断，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他又几乎垄断了水泥制造业。他在橡胶、白糖和咖啡的交易上也受到了保护。这就重新回到了１９世纪典型的政治势力和华商之间相互依托的关系。正如谢建隆(苏哈托时代最富有的商业大亨之一)的长子谢重生所说的那样:"苏哈托掌握了权力，他就想成为一个国王，所以他的行为与荷兰人毫无区别。"

印尼人发明了这样一个术语 "主公企业家"来描绘这些商人：商人成功是因为在政治上受到了庇护，所以他们要分一部分利润以回馈庇护他们的政界人物和军官。20世纪60年代，菲律宾人称这些人为"裙带资本家"。在马来西亚，那些由马来人担任领导，实际上却由华人管理的企业被称为"阿里巴巴"企业(阿里是马来人，巴巴是华人)。弗雷德·里格斯，一位专门研究泰国的学者，效仿印度最下层民众的称呼，创造了这样一个短语 "贱民资本家"，来定义那些在政治上没有地位的生意人，他们只有一直经商，不从政，才会被容忍。所有这些表达都指的是同一件事 对政治权贵来说，利用那些富有但又有依赖性的商业大亨真是太吸引人了，不能仅仅因为殖民统治的终止而放弃。只有在政治生活中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才会改变这种行为的模式。但是，这种变化一直没有发生。在整个东南亚，无论政府是否由民主选举而产生，民族主义和阶级的大众力量都置身于原有的社会结构，并且受到原有社会结构的制约。

烙上时代精神印记的经济学(1)

就范围更广的政策而言，在独立时代，一个全球性的学术思潮影响到了该地区，那就是经济学家们强烈主张更多的计划和政府对经济的更多调控。这对于教父生意占主导地位的地方结构是极为有利的。每一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经济思想 它的"精神"。从1500年到1800年，欧洲现代化时代的早期，重商主义无疑是经济的基本理论。19世纪又兴起了自由贸易理论。到了1930年前后，由于全世界经济萧条、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社会主义思潮，计划经济和政府调控越来越受欢迎。这种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思想始于殖民统治时代并持续到了国家独立的早期。本土人领导的政府掌握权力后，它的目标也由殖民帝国的偏爱转移到了国内发展。

在20世纪中叶，本书所关注的每一个东南亚经济体都尝试过进口替代工业政策（ＩＳＩ）。进口替代工业是经过论证后对殖民时代结束所作出的反应。支持者们指出那些殖民帝国已经建立了他们所控制的经济结构，即东南亚国家向他们提供原材料并且购买他们的工业制成品 大多数显而易见受到了关税政策的保护。这对亚洲国家的制造业是一种阻碍，从而造成了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依赖性。它们一直从事低附加值的农产品和矿产品的生产，并且不得不把它们出口到发达的工业国家，以便换取价格相对高昂的工业产品。有人提出，打破这个怪圈的唯一办法就是提高进口关税，减少工业信贷，严格管理外汇供应，支持本地制造业的发展。

这个理论有充分的说服力，得到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大力支持。然而，实际上进口替代工业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出了问题，至少从它并没有达到最初的目标，就建立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内工业这一点而言是这样。原因是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之间主导控制的传统关系破坏了这个政策。其中有些过程在前一节间接提到过，因为它与独立后民族主义政治的议程紧密相连，也与对历史上华人控制经济事务的极端不满紧密相连（当然，后一种观点只是一种传说，因为在殖民时代占优势地位的是欧美的大公司）。

在泰国，国有化运动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但是进口替代工业则主要与陆军元帅沙立·他那叻的统治相联系，后者于1957年的军事政变中上台。在泰国，进口替代工业进程处处围绕着政府和军队中弃官从商的资本家及少数华裔大亨合作者而发展。这些大亨都有贸易背景，这就决定了他们从事制造业的方式。他们从政客和军队那里寻求特许经营权，随后又转向外国公司(主要是日本公司)，请他们提供技术和生产流程。当时的泰国制造商通常没有能力进行大宗交易，因为政府在新产业中的进口替代政策中，对最小投资规模和最小生产能力都作了规定，而这些要求超出了他们的能力。那时的情况是，那些与政府关系好的商人在受保护的制造业中垄断了生意，而正在从事制造业的公司却得不到政策扶持，因而也就无法发展为上规模、具有竞争力的公司。

在与外国供货公司协商过程中，产品的进口商往往变成了当地的装配工。以汽车和摩托车为例，关税保护政策产生了合资制造企业。它们出产尼桑、丰田、三菱、日野、大发、五十铃和本田，但是并不是真正在国内生产（而是进行组装）。进口替代政策产生了很多大公司，但是并没有实现使泰国企业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商这样一个目标。到了20世纪70年代，泰国的工业就是一系列的依赖于外国合作伙伴的联合大企业。这些企业涉及汽车组装、家电产品、钢铁制品、玻璃、化工和动物饲料，且于不同的时候开办，因为商业大亨对新的进口替代政策的反应并不一致。末广昭是东南亚经济的日本权威评论家，他指出:"在日本和其他工业国家，技术专家和企业主往往成为国家工业发展的重要推动者，在泰国，却没有类似的发展。"

这种原有的经济精英攫取进口替代工业政策果实的模式

烙上时代精神印记的经济学(2)

在菲律宾更加明显。区别在于，菲律宾曾是殖民地，当地的本土精英不仅仅从事贸易，也从事农业生产。这导致了激烈的矛盾。有良好政府关系的农场主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进入了制造业，主要从事美国产品的最后组装，因为外汇配额、国家贷款、偷税和关税保护就意味着意外横财。但是，拥有土地的大亨同时也是农产品和矿产品的出口商，他们不得不把出口收入交给中央银行，以支持进口替代工业计划。结果,他们在早期的高回报阶段,即制造业年增长大约为10%的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支持进口替代工业，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转而加以抵制。1962年，外汇管制被取消，比索贬值了50%。结果是那些股份遍布农业、采矿业、制造业和银行业的大亨生存了下来，但他们只会寻求特许经营权，对国家发展战略没有特殊的贡献。在进口替代工业政策的鼓励下进入制造业和银行业的有土地的大家族，包括阿沃伊蒂斯家族、阿朗尼塔家族、阿亚拉 泽贝尔家族和科胡安可家族；而原来从事采矿业的戈孔韦家族和帕兰卡家族也进入了制造业和银行业。菲律宾经济学家特马里奥·里维拉就社会的结构写道:"拥有土地的家族掌控着社会结构，但他们追求的利益自相矛盾，为了工业增长和发展的连贯战略而削弱全体选民的力量。"换句话说，进口替代工业化被一些常见的嫌疑犯劫持了。

前面说过，印尼在20世纪50年代，开展了一个民族主义的"奔腾计划"。在这个项目中大部分外汇分配给了本地商人。经济历史学家理查德·罗宾逊发现这个计划"并没有创造出一个本地商人资产阶级，而是创造出了一群许可证经纪人和政治中间人"。20世纪70年代也是如此，随着全球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上涨，印尼政府突然富了起来，也尝试了进口替代工业化。与政府有着良好关系的土著和华人大亨得到了特许证和支持，而中小型的制造商却没有。钢铁、水泥、汽车、化工和化肥厂又以商人阶级为基础进行了构建，后者引进跨国公司来提供技术，而他们自己则专注于用巧计做成政治上的买卖。亚当·施瓦兹 研究印尼的资深专家兼作家、记者，就此造成的官僚主义的混乱写道:"很多有强大政治势力的私有企业在这个时期里做得很好，可一些小企业却遭殃了，它们被借贷最高额限制和有关产量、投资以及销售的规定压得喘不过气来。"

在这个地区里，有一点是永远不变的:那就是进口替代工业化并不扶植本地的小型制造企业，把他们培养成大型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企业，相反它只是巩固了殖民时期就存在的贸易精英的地位。比如说，在马来西亚，1969年的骚乱之前，出身贸易世家的郭鹤年借助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通过与提供技术的日本人合作，逐渐地进入了糖类加工业、面粉加工业和船业的受保护地位。在马来西亚的制造企业中，很多受到进口替代工业化保护的受益人是英国公司，当地政府保证他们在市场上的利益，以换取早日独立。这个时期，华裔商人获得了开银行和赌博业的重要许可证。1969年后，把英国及其他国外资产收购国有取代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收购用的资金都是从石油和天然气那里得来的暴利税收，可后来很多都被私有化了，落入了教父之手。进口替代工业在该地区没能创造出资本主义的传统，也没能补充殖民时期就十分繁荣的商业资本主义。相反，成功的商业资本家通过合资企业或与西方及日本工业家的技术联合，从制造业中获得了利益。这种模式后来一直都没变过。

香港和新加坡的状况(1)

亚洲经济史上一个最无益的讨论主题是，香港和新加坡是如何适应东南亚的整体经济结构的，自从1979年后中国对外开放以来，他们又是如何适应中国的整体经济结构的。这很令人遗憾，因为只有了解了这两个城市的特殊动力后，才能对该地区有正确的理解。我们已经看到，英国出于帝国和经济需要追求自主、独立的境外海岛基地的结果是，香港和新加坡的结构性的角色惊人的相似。但这个事实被香港和新加坡的自我描述所掩饰了。前者把自己描述成战后私营企业的堡垒(在岛内经济方面，并不正确)，后者把自己描述成国家统制主义的巨兽。新加坡称自己为一个"国家"，尽管法律上是对的，但从经济角度看却令人费解。

重要的是，香港和新加坡分别是城市型的地区和小国，确切地说是"港口城市型的地区和国家"。自从沦为殖民地，它们就提供了无关税贸易(很少或根本不问对方在做什么买卖)，还成了寄放钱财的地方(很少或根本不问这些钱财是从哪来的)。作为比较容易管理的城市型的地区和小国（有着目的相当明确的纯移民）香港和新加坡玩弄着一个简单的经济把戏:他们从内地经济相对的低效能中套利。换句话说，生意主动找上门来，是因为他们干得比邻国好，主要是服务业。香港和新加坡都是天然深港，这是它们一直依赖的优势。离香港最近的内地是中国南方，但中国在1949 1979年的贸易封闭使它加强了与东南亚的贸易。新加坡的主要内地一直是印度尼西亚，而不像地理逻辑显示的那样是马来半岛。这并不是说，马来西亚无足轻重，只是印度尼西亚更为重要，因为它是一个相对大得多的经济体。在19世纪后期，新加坡与印度尼西亚(主要是苏门答腊和婆罗洲)的贸易超过了它与马来半岛的贸易，而且20世纪的情形依然如此。例如，20世纪50年代，新加坡几乎有一半的出口品是橡胶，而且大部分来自印度尼西亚，通常是靠非法出售制造品交易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加坡作为深海港口对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贸易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新加坡政府隐瞒了很多贸易数据，以避免不必要的政务公开。

香港和新加坡作为走私贸易和合法贸易的区域中心，都具有悠久传统。只要周边国家为了政府资金征收贸易关税或分配贸易配额，香港和新加坡就能从这些限制中获利。早在19世纪60年代，以英国罗伯特·赫德爵士及其英国员工为主的公司承担了中国海关服务，试图帮助虚弱的中国政府提高关税，但香港商会及有影响力的商人机构，例如香港怡和集团，对此事表示了极大的愤怒。当赫德开始取缔香港走私时，他发现香港政府不愿合作。

作为储存资本的地方，香港和新加坡一直以来都很重要，随着近几十年来现代金融服务的发展，它们的作用越来越大。通过商业特权从周边国家获利的外族大亨一直设法把资金放在境外，因为他们害怕可能有一天会成为政治变革的受害者，这当然很有道理。逃税的可能性和东南亚各司法管辖区的调拨定价导致大量资金需要境外避难所。香港和新加坡的银行保密业务，它们愿意给外国有股东代表的空壳公司提供银行账户，香港对私人公司设立公款账户不作要求，这些都为那些有需要的人提供了完美且容易获得的庇护。例如，据说在马科斯时代，某些人的暴富促进了香港发展，仅仅因为马科斯家族及其密友可以当天来回香港汇丰银行。伊梅尔达·马科斯在这块殖民地上购买了大量的物品。

自从它们建立以来，香港和新加坡的海外角色一直没有改变，而且至今也没有改变的迹象。亚洲金融危机后，印度尼西亚最大的研究调查机构里昂证券的主任迈克尔·钱伯斯，根据银行业的资料信息，估计大约有2000亿美元的印尼资金存在了新加坡银行，而印尼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只有3500亿美元。香港和新加坡银行的存款有的是合法的外来资金，有的则是非法所得，但是这些

香港和新加坡的状况(2)

银行却很少去区分。的确，近年来，由于欧盟对瑞士以及其他欧洲私人金融中心施加压力，要求它们阻止逃税，对非本国国民预扣税款，新加坡逐渐成了为某些外国和本地特殊人物提供服务的金融中心。新加坡政府加强了账户保密措施，修改了信托法，以此吸引瑞士银行曾经经营的资金；从2000年至2006年，进入新加坡的外国私人银行数量大约增加了一倍。2006年9月，新加坡举办了国际货币基金会议。之后，出现了一些少见但十分有趣的评论 评论那些通常较为沉默的投资银行对这个岛国政府的看法。会议的气氛诙谐得令人作呕，与总理李显龙共进晚餐时，外国人给予李显龙君主般的奉承。这一切激怒了摩根士丹利财团的亚洲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他发了一份文件给自己的同事说:参加会议的人"争先恐后地赞美新加坡成为全球化的成功范例 事实上，新加坡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它成了腐败的印尼商人和政府官员的洗钱中心 为了支撑经济,新加坡还新建赌场来吸引更多来自中国的赃款"。当这个电子邮件的内容泄露时,一位摩根财团的女发言人慌张地说它的内容"旨在激励公司内部讨论"，随后谢先生辞职了。

在香港和新加坡，与银行服务业一起发展的还有房地产、购物和娱乐业。一直以来，外地客户促进了这里的高档住房市场 现在香港的主要客户是内地的中国人，新加坡的客户一直是印尼人。无论是19世纪还是当今，香港或新加坡一直是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等国大亨的安全避难所和可靠的投资场所。亚洲金融危机和印尼反华骚乱后，星期一早晨和星期五下午新加坡和雅加达两地之间的航班成了来回奔波的华裔印尼大亨的快车。他们把雅加达的家移到了新加坡。香港和新加坡一直以来还是豪华商店和美味佳肴的中心，而且香港除了有自己的赛马场外，还有邻城澳门赌博和洗黑钱的场所。2005年，新加坡威权政府决定准许开放两所特大的赌场，许多人对此惊讶不已，但从历史的延续性的角度来说，这不值得惊讶。李光耀及其家族统治的独立后的新加坡，只有在不妨碍其城市型小国的商业运作时才会显出道德热情。因此，新加坡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情况:一方面是银行的保密制度和对卖淫的长期容忍，当然主要是为来访的商人服务；另一方面是对便后不冲厕所的人或在未穿衣服情况下不拉窗帘的人进行罚款。总理李显龙用反诘疑问句表示了对赌博立法的欢迎:"如果我们不改变，20年后我们将在哪里？"但是，事实上，新加坡的赌博业只是其保持一贯做法的最新篇章而已。

过去，香港和新加坡是注定会成功的。它们只要比周边国家和地区效率稍微高一点，对资本稍微更具吸引力一点，就会繁荣兴旺。面积小是一种优点。然而，新加坡的统治阶级却并不总是这么认为。1963年，这个新独立的国家统治者坚持认为这个地方不能独立生存。他们加入了马来西亚联邦，但两年后就被踢了出来。总理李光耀在公众面前流下了眼泪。这段插曲可能为那些认为独立后的新加坡统治者从来都不了解商业和商人是如何运营的人提供了证据。如果他了解，他就应该意识到新加坡独立发展会更好。在李先生的领导下，新加坡实行了国家统制主义模式，即政府控制大部分重要的公司 李先生从来就不太喜欢私有企业。在这种发展形式下，任何方面完全失去效力都没有关系，因为新加坡的港口和银行还是比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更有效、更可靠。香港正好相反，追求自由市场模式发展 虽然事实上，它的服务业总是以卡特尔形式出现的，这一点我们将会在后面看到 有私人港口和许多私人银行。20世纪末，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经济管理方式所带来的结果是，两个城市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差不到1000美元：香港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23930美元，新加坡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22960美元。其中

香港和新加坡的状况(3)

的经验教训呢？那就是:处在一个严重管理不善、腐败严重、政治变化不定的地区中的拥有战略意义的深水港口城市型地区和小国，它们的繁荣与官方的经济哲学没有什么关系。

在香港或新加坡居住的大亨有两类：外来的和本地的。很久以来一直不断有教父从周边国家移居过来。一长串印尼大亨的名字，从黄仲涵起，是作为法人和个体居民在新加坡定居的。对他们而言，唯一的缺点是这样做会使印尼政府感到不舒服。同样，也有许多马来西亚人在香港定居，从余东旋到郭鹤年。有些新加坡本土大亨，如黄廷芳，把家一分为二，安在新加坡和香港两地。香港大亨不会迁移到新加坡去，因为很多私人活动在这个国家是被禁止的。

香港和新加坡的本地教父又可以进一步分成两类:一类从事房地产业，一类从事银行业。由于这两个地区结构性的土地稀缺，从19世纪起，无论是从区域标准还是从国际标准来看，这里的房地产价格一直非常昂贵，而且波动相当大，投机的回报率也很高。房地产因此一直是大多数大亨财富的来源。银行业是其他亿万富翁的主要依靠，虽然殖民统治一直持续到1997年的香港，有两家英国大银行 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前身是印度、澳大利亚和中国渣打银行)一直占据着控制者的位置。在新加坡，政府银行给三家本地私人大银行留下了运营余地。另外，香港教父的财富与附近澳门的走私和赌博得来的财富有着次要的结构性联系。这个前葡萄牙殖民地真是一个既腐败又迷人的奇异之地，这我们将在后面予以说明。但是，要从我们的历史研究中得出结论，我们必须回到宏观经济世界。

缩略语中的最后一个词(1)

进口替代工业化（ISI），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既是全球经济时尚的一部分，也是战后对殖民政权统治方式的自然反应之一。殖民政权把东南亚构建成了一个原材料的提供者和成品的购买者。进口替代工业化短期内在该地区产生了可观的增长率。但它太容易被靠买卖起家的大亨阶级操纵。对与政府有很好的政治关系的大亨来说，一切工业发展计划都是套利机会。在一般情况下，程序是这样的:大亨取得必要的许可证，外国合作伙伴提供生产步骤(只是配套元件组装，而且大部分元件都是进口的)，然后依靠关税壁垒出售在国际上卖不出去的商品。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丰厚的利润，但是并不能建立起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国内制造业基地。虽然各个项目、各个国家对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滥用程度不尽相同，但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人们清楚地看到进口替代工业化并不是经济发展的万灵药。而且，东北亚国家和地区 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依据产品出口的模式发展经济，比东南亚国家发展更快、更持久。例如，20世纪50年代末，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各自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菲律宾，在该地区仅次于日本。

因此，东南亚开始了首字母缩略词大变迁，从ISI(进口替代工业化)转变为EOI，即经济学家所谓的出口型工业。这次变革得到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尤其是美国政府的支持。变革源于新加坡。虽然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新加坡依照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模式发展，建立了轧钢与汽车组装厂，但这种模式的发展只是短暂的。新加坡的决策者改变了方针政策。20世纪60年代中期，新加坡在靠近沼泽地西部的地区建立了裕廊工业园，政府开始争取出口型的外国投资者来这里开发投资。德州仪器公司和仙童半导体公司等美国半导体制造商的到来带来了早期的成功，新加坡成了电子产品外购中心。20世纪70年代初期，由于跨国公司使用亚洲劳动力大大节约了成本，加之新加坡政府也运用自身的权力做了一切可能接纳国外投资企业的准备，大部分世界境外半导体加工业，包括低附加值的整理工序等都安置在新加坡。1973年，新加坡的制造业出口产品的价值第一次超过了农矿产。长期以来，日本对新加坡的投资比美国更为重要。日本的跨国公司把整套出口型投资转移到了新加坡，其中包括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转移过去的重工企业，如船舶修理业和造船业，以及日本住友财团建立的一家大型化工联合企业。在20世纪70年代，日元增值幅度超过了其他主要货币，而这又鼓励了境外办厂。1972年，松下集团旗下的家用产品制造厂的负责人到新加坡建立了第一家冰箱压缩机厂。

在新加坡起源并发展的模式确实非同一般，在这一地区广泛传播开来。各国政府通过新立法表明他们改变了方针。例如，菲律宾在1967年通过了《鼓励投资法案》；马来西亚随后于1968年也通过了一项与之同名的法案。政府也急速削减工人权利，让外国投资者放心。早在1958年，泰国沙立政权就废除了准予工人就业权利的法规，并禁止工人组织工会。在新加坡，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ＰＡＰ）在与工人组织联盟后不久掌握政权，建立了政府控制下的工会，并在20世纪70年代通过了《全国薪资理事会的决议》，蓄意压低工人工资。各政权都表示出了对外商投资的欢迎，答应为他们铺平道路，但履行的步伐并不一致，而且政府仍旧通过关税和其他措施对国内企业进行保护，然而经济政策方向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出口型工业满足了经济增长这一需求，带来了大量的外汇，和进口替代工业化相比，它能更好地增加就业。而就业问题是根本性的问题，因为战后人口急剧增长。

自20世纪70年代起，东南亚的发展依靠的是出口型工业。例如在马来西亚，出口产品中制造业的份额从1970年的12%增至1993年

缩略语中的最后一个词(2)

的74%。出口产品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东南亚的出口型工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进口元件装配作业。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出口繁荣期最重要的时段。20世纪70年代，由于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上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政府的收入飞速上涨，这使他们有相当大的机会玩弄政策把戏。但是，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因负债而引起的经济衰退后，政府必须加大吸引外资的力度，而此时正好跨国公司也更加关注境外生产的利益。因此从1987年起的10年内，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出口量大大增加。

出口型工业带来了经济的增长，并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但这并非是东亚经历的镜像。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政府封锁外资，出口的增长是依靠本土企业来实现的。这种模式的可持续发展靠的是不断提高研发新产品的能力、逐步建立国际品牌。然而在东南亚，进口替代工业化没有达到这样的目的，相反，只创造了受制于外国合伙商和供货商的装配企业。而出口型工业同样没能解决这个问题，它只是把东南亚的廉价劳动力出租给了跨国公司，后者只在这些地区进行外包加工，而其新产品的研发部分则继续留在发达国家。因此，有人争论说，这导致了一种新的依赖形式，尽管现在的独立政府完全能控制这种依赖 与殖民统治下的出口原材料换取工业品的结构不同。不管这个争论是否有意义，出口型工业的影响依然十分巨大。至1990年，首先执行这一模式的新加坡有9/10的直接出口产品出自外资企业，可见这个城市型国家只是外资企业的一个生产平台。

独立后，殖民时期发展起来的外资企业不是被驱逐出境，就是被收购，但这么快跨国出口商又受到了欢迎，本地的商界对跨国出口商的这种反应很能说明问题。一些小公司发现了无数为跨国投资者提供元部件和服务的机会。但由于规模小，缺乏研发新产品的资金，他们无法产生更大的价值。而另一方面，大亨虽然拥有规模企业，且又有资金，却极少对出口感兴趣。原因很简单，出口是一项全球竞争的商业活动。教父只是利用了东南亚区域经济中的低效率，才有了出色的业绩，他们或是通过个人关系从政府官员那里获得垄断特许经营权，或是当政府企图完全控制工业发展时，从中获取利润。对大亨而言，出口型工业好处巨大，但不直接:它的增长支撑着政界精英和商界精英的关系,还减轻了要求真正撤销对国内经济监管的压力。当出口促进了东南亚经济时，市政工程的无竞标和私有化的暗箱操作才变得更加具有政治上的可行性。这是傲慢的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真实的宏观经济背景。那时大亨们在会议和媒体中大肆赞美他们自己为东南亚经济繁华所作出的贡献，而实际上，真正使东南亚繁华起来的是出口加工厂里的组装工人(大部分是女性)。每一位教父都应该在墙上挂一幅第296页上的图表；但不幸的是，和很多人一样，他们不太有自我分析的能力。正如香港金英证券研究部资深主任斯蒂芬·布朗所说:"他们真的相信: 如果我没有经商的天赋，你们都将失业。 "

【注释】

这有几个理由。其一，历史学家需作更多的研究；其二，侨民几乎都"无固定职业"，他们本国的历史对他们并无记载。中国有帝国野心，但与俄国一样，这些是通过领土扩张而不是海外殖民扩张表现出来的。

"封建"一词，在中世纪的欧洲指贵族与奴仆之间的特定的经济军事契约。这里意义更广泛些，用来指现代之前的东南亚许多地区的政体还是合适的。

如刚卸任不久的驻美大使德奇·汶那，就是有持续影响的例子。那时他只是汶那家族中几个泰国驻外大使之一，但资格最老。社尼·巴莫和弟弟克立的母亲也来自汶那家族，他们本人都有泰国王室血统，在20世纪70年代两人曾轮流4次出任泰国总理。

G 威廉·施坚雅:《泰国华人社团》(1957)，

缩略语中的最后一个词(3)

第92页。作者虽然是在讨论泰国，但他的观点在其他地区也用得上:"中国的南方农民生活在艰苦的人口众多的环境里，只有勤劳节约才能生存下去 泰国农民 生活的地方人口少，土地肥沃，生存需要的东西较为简单，也很容易得到。"

例如，19世纪70年代泰国无需技术的劳动力是中国的三倍。

名单很长:直布罗陀(实际上是个岛)、马耳他、塞浦路斯、孟买(过去有7个连在一起的岛屿)、槟城、新加坡以及香港。随着苏伊士运河的开通，这些国家与地区给世界海军强国筑成了从伦敦到上海的海岛据点链。这些作为离岸贸易及金融中心的岛屿以及加勒比海等地的经济历史地位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

无须靠风行驶使得贸易可以终年进行，而不是季节性活动。

从19世纪中叶起，契约替代了奴隶。理论上讲，契约是"自由的"，但结果并没有像其提议者声称的那样自由。世界各地的契约工人大都只能住在临时工房里，常常受到体罚，被雇主控制，他们的孩子也不能读书受教育。1916年英国政府在印度停止了契约劳动；那是甘地当时的主要奋斗目标之一。

联合国特别报道，《世界经济社会调查2004:国际移民》。

在中国唯一真正的纸上踪迹来自赊单制，导致了历史学家太过关注少数被赊单操作者欺骗的中国移民的苦难。实际上，普通印度契约劳工要比普通中国移民更受欺凌，中国移民比印度契约劳工更能决定自己的命运。联合国2004年发表的移民报告(见上面注释 )说，大部分的中国移民与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欧洲移民 而不是印度移民 更相似。

马来西亚的殖民资料表明了这一点。1786 1957年之间，420万印度人移民马来西亚，但有300万人回国了。死于途中和疟疾导致了这么大差别，疟疾在马来西亚的农村很常见。如果移民是指在马来西亚生活了几年并定居下来的人，那么，真正的净移民还不到显示净移民数 120万 的一半。

迈克·R·斯滕森:《西部马来西亚的阶级、种族以及殖民主义:印度案例(1980)》，第16页。

印尼华裔和菲律宾华裔在当地分别被称为peranakan(印华混血儿)和mestizo(华菲混血儿)。最大的集中地是马六甲州和槟城。

顾维钧夫人:《没有不散的筵席：外交家顾维钧夫人自述》(1975)，第3页。

见作者按语第1 2页。

K.丹姆沙美·皮莱，新加坡的印度富豪之子，曾就读于著名的莱佛士书院，在马来半岛与第一任英国驻扎官詹姆斯·古特立·戴维生一起经过商，当过官，在政府保护下，组织过契约劳工的进口，后来放过债、开过矿、当过政府承建商，等等；与陆佑一起在万挠合伙开办了新锡矿开采公司；皮莱也是维多利亚学院的创始人。

安德鲁·R·威尔逊:《雄心与身份》(2004)，第89页。威尔逊指出维持多个身份并不容易:"最成功的殖民中间人很巧妙地行走在中国身份与殖民主子之间。"从中国清政府那里买来官衔以及有权穿中国的官服对"华人精英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华人身份是他们经济成功的基础"。

当代许多游客对黄仲涵、胡文虎以及许多槟城富商所拥有的豪华建筑和家具评论过。锡矿教父余东旋生于槟城，1941年在香港去世，一直是陆佑的竞争对手，他造了3座后来被人们称为般含道余园、浅水湾余园以及大埔余园的仿哥特式古堡，城堡里有许多欧洲美女雕塑。

何启(1859 1914)的祖父是早期新加坡政府雇员，父亲何福堂是牧师(也是一个成功的资产投资商)，他本人是主要大亨，于1890年成为香港立法委员会成员的最早华人之一(他的姻亲兄弟伍廷芳是第一位)。他与别人合伙围海造田，造出了香港启德机场的跑道(因此机场用了他的"启")。何启的法律是用英语学的，他是为英国人工作的华人社团的

缩略语中的最后一个词(4)

主要领导人，虽然他的中文能力远不如他的英语能力。立法会中的其他英国化了的华人也有同样的问题，尽管通常他们会尽力隐藏这一点。英国化了的华人尤其缺乏中文写作能力。

精确的描写肯定会有些凌乱，但这些概括性的资料都是有根据的。

非殖民地泰国的实际情况有待讨论。曼谷政府聘请的英国顾问对经济政策的影响很大。

詹姆斯·英格拉姆：《泰国的经济变化:1850 1970》(1971)，第216 217页。

非正式访谈，2004年10月。

末广昭:《泰国资本的积累，1855 1985》(1989)，第130页。

同注，第133页。

同注，第172页。

本节很大一部分是基于历史学家菲利普·斯诺1995年9月27日采访何鸿燊的原始记录，对此作者非常非常感谢。许多内容还是第一次公之于众。

见菲利普·斯诺:《香港的衰落》(2003)，第51页。何东战后回到香港，做的头几件事是捐了几大笔款，并建造了新的办公楼 胜利大厦。

澳门的人口几个月内从20万升到50万。

罗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经营葡萄牙殖民政府的鸦片课税，第一次赚到百万元。战争期间他被正式任命为经济部主任，垄断着必需品。他最大的现金流来源于黄金；由于政府官员和商人的双重身份，他为政府收取黄金税，为自己的卡特尔收取强制性份额。虽然忙，但罗保还作曲，包括为独幕的小歌剧。澳门市中心的罗保博士街有纪念他的景点。罗保与何贤合作经营黄金等行业。何贤是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何厚铧的父亲，20世纪60年代继罗保后当上了最高教父。

择拓被暗杀吓坏了。英国和日本在理论上的中立地区澳门进行着一场可耻的战争，许多无辜生命惨遭杀害。但择拓就是相信何鸿燊，因为他是何东的侄孙。没有日本人的支持，何东的生意就会有大麻烦。何鸿燊和择拓常常早上6点见面去爬中山，练练英语口语；何鸿燊注意到日本卫兵向择拓鞠躬，也向他鞠躬，这使他很高兴。

1995年9月27日的采访。斯诺先生回忆说走廊里烟雾腾腾，到处都是闲荡的保镖，从那里可走到香港信德中心顶楼的何鸿燊办公室。

台湾国民党的空中封锁和海上封锁使这更加厉害。

与霍英东家族密友的一次访谈，2004年10月20日。

《时代》，1951年8月20日。

2005年2月8日采访。张玉良说床横放在门口，是风水先生的建议，但这样富有的人过这样的生活，确实太低调了。张玉良的药材生意很有名。

郭令灿的姓有几种拼法，据家人说，这是护士在他的出生证明上的英语错误所致。

非正式采访，于2005年3月4日。

传·派克·杨:《印度尼西亚华人商界精英以及转向独立，1940 1950》(1998)，第213页。

义原国雄:《东南亚伪资本主义的崛起》(1988)，第215页。高德根来自苏门答腊的巨港市。

林梧桐:《我的故事:林梧桐》(2004)，第25页。

同注，第284页。

同注，第154页。

这令人注目的故事见阿尔弗雷德·W·麦考伊的《海洛因政治:中央情报局共谋全球毒品交易》(1991)，第135页，也可见斯特林·西格雷夫《龙行天下》(1995)中的简要叙述。

保罗·D·胡奇罗夫特:《肮脏的资本主义:菲律宾的金融政治》。

艾德蒙德·特伦斯·哥梅兹:《马来西亚的中国企业:积累、权势和适应》(1994)，第32页。

同注，第33页。

苏哈托被调到位于西爪哇万隆的陆军参谋学院。

林绍良的波加萨利面粉厂大约能赚30%。世界银行指出这在20世纪90年代是美国面粉厂利润的6倍。林绍良控制了面粉，使他在下游行业，如面条生产中处于主宰地位。而政府规定的水泥国内市场价也远远高出国际水平。见亚当·施瓦兹的《一个等待中的国家》(1999)，第110页。

作者

缩略语中的最后一个词(5)

采访，于2005年3月11日。

同注，第231页。

特马里奥·C·里维拉:《地主与资本家:菲律宾制造业里的阶级、家族和国家》(1994)，第71页。

理查德·罗宾逊:《印度尼西亚:资本的升起》(1986)，第45页。

亚当·施瓦兹:《一个等待中的国家》，第55页。

英国接管时，香港和九龙有几千人，但新加坡几乎没人。

现在依然如此。W.G.赫夫的《新加坡的经济增长》(1994)第14页上，对此进行了简单的讨论。

见弗兰克·韦尔什的《香港通史》(1997)，第268页。香港怡和集团请求英国政府制止赫德的行为。

作者采访，于2005年3月9日。

见艾德华·泰勒和克里斯·普里斯蒂的《瑞士反偷漏税行动满足了新加坡的银行业务要求》，载于《亚洲华尔街日报》2006年2月6日。2006年，新加坡和香港拒绝了欧盟要求他们提供被疑逃税人的有关信息；新加坡官员甚至拒绝讨论此事。见汤姆·米切尔的《香港决定拒绝欧盟储蓄税要求》，载于《金融时代》2006年10月12日。

这件事有过很多报道，包括2006年10月5日南提·伊兹梅尔、布隆伯格对此事的报道。

作者采访，于2006年3月28日。

第二章如何成为教父之一 适应 

"我们习惯于在别人面前伪装自己，最后我们连自己都看不清自己了。" 拉·罗什福科

在殖民者离开后，对于教父的挑战不是来自社会结构的变化，而是如何应对当地政治精英夺权的斗争。就此而言，大亨们的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比任何时期都重要。

在泰国，1957 1963年，陆军元帅沙立的军人政府与中国和印度贸易精英建立了关系，但这些精英只是处于被动地位的贸易伙伴。尽管泰国1932年以后的政治历史表面上很混乱 沙立只不过是18个政变中的其中一个，最近的一次是2006年驱逐他信·西那瓦 但自1957年以后，新当选的执政团以及政府很少采取对当时大亨不利的行为，相反，这些教父变得擅长支持所有宗派。

序

前一章讲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就是独立后的环境，是一个动荡不安、骚乱不断的环境。但是长期形成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并没有被打破。当然，20世纪五六十年代(泰国还要早一些)阶级觉悟的日益觉醒以及激进的民族主义对海外的中国和印度社区是一种威胁，但是真正受难的是店主、小生意人和劳工，而不是教父阶层。虽然被组织起来的劳工和民族主义者受制于一个新的权威主义领导集团，但他们不但恢复了殖民时期与少数侨民商人互动的模式，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还巩固加强了这种模式，实在令人吃惊。因此，在殖民者离开后，对于教父的挑战不是来自社会结构的变化，而是如何应对当地政治精英夺权的斗争。就此而言，大亨们的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比任何时期都重要。

在泰国，1957 1963年，陆军元帅沙立的军人政府与中国和印度贸易精英建立了关系，但这些精英只是处于被动地位的贸易伙伴。尽管泰国1932年以后的政治历史表面上很混乱 沙立只不过是18个政变中的其中一个，最近的一次是2006年驱逐他信·西那瓦 但自1957年以后，新当选的执政团以及政府很少采取对当时大亨不利的行为，相反，这些教父变得擅长支持所有宗派。正如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业务涉及养鸡业、电信业等领域）的执行副总裁讲的那样，这是关于钱和内部管理的问题:"我们支持任何人 你总会把军事领导的肖像挂在墙上。一般都这样做。也会把警察长和曼谷市长的肖像挂在墙上 " 甚至，连流亡的陈弼臣也被允许继续把盘谷银行建成泰国最大的金融机构。陈弼臣和沙立的对手兼海洛因走私商炮·是耶暖以及陆军元帅屏·春哈旺走得非常近，以致1957年沙立掌权后他逃到了香港。正如吴汉泉说的，这是"绅士们的政变游戏"。

同时，在城镇 (1)

20世纪60年代，泰国沙立结束民粹主义者的民族主义后，泰国的教父中断了，但相比之下，印度尼西亚断裂的程度更厉害。20世纪50年代苏加诺胡乱地把外国企业国有化，60年代大量华人被遣送回国，1965年发生了反共产大屠杀，在这一系列的大事件之后，苏哈托夺取了政权，转向了他熟悉的华裔商人，这意味着一小部分无名的生意人被推向了教父阶层。其中最重要的是长期合作伙伴穆罕默德·鲍勃·哈桑和林绍良。前者是一位皈依伊斯兰教的华裔；后者又叫苏多诺·三林，他在短短的几年里，从一位小贸易商变成了印尼顶级教父。在60年代后期建立政权后，苏哈托的地位不稳定 或者至少他这样认为，使得他与商界密友的关系，也就是作为爪哇政治圈内人的他与对他毫无威胁的华裔圈外商人的关系变得更为重要。苏哈托在雅加达的红颜知己说苏哈托在位时曾抱怨说，原住民的生意人不"可靠" ，但华人是可靠的。最终，少数印度和斯里兰卡的商人也成为重要的依靠，最有名的是斯里兰卡泰米尔族的马利穆杜·西尼华善，此人长期为苏哈托领导的专业集团党输送资金，用于收买官员、散布政治谣言等。在苏哈托当政时，西尼华善的德克士玛科集团，在亚洲金融危机最严重时，从中央银行获得了9亿美元的硬通货，在独裁者倒台后，据印尼政府说，该集团已经欠债20亿美元，是最大的债务拖欠者 。

在菲律宾，另一位篡权者，费迪南德·马科斯也使用了与苏哈托相似的策略，建立了与教父阶层的关系。在赢得了两届总统选举后(相当不光彩)，马科斯在1972年宣布军事管制法，回避了国家总统两届任期的限制。与苏哈托一样，他并没有只在已有的教父精英中寻求他的重要生意代理人，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只在传统的西班牙和华裔混血家族里寻求他的重要生意代理人。代表人物陈永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第一代移民的陈永栽曾是一位看门人，在马科斯的保护下，他成了菲律宾最有名的烟草商，同时涉足银行、房地产等各个领域。就像林绍良是在苏哈托在爪哇中部的部队里任职时结识了苏哈托一样，陈永栽也很可能在伊洛克斯地区就和马科斯彼此认识。伊洛克斯是总统的家乡，陈永栽的第一家小型烟厂就办在那里 。

苏哈托和马科斯都通过提拔新的、非本土的外人成为教父来标志政权的变化。在人种更加混杂但更融合的菲律宾，陈永栽显然是个明显的突破，因为他代表了所谓的"单音节的华人" 那些没有被同化、没有采用当地姓氏的华人。对于独裁者来说，提拔新的外人达到了两个有效目的:他们和他们家庭的将来有了更依附于他们，也更忠诚于他们的资金提供者；同时，也给了已与当地人融为一体的原经济精英们一个警告 他们并不是不可缺少的。马科斯掌权以前，菲律宾的各个种族的商人一直操纵和驾驭着一个虚弱议会，因此他们没有必要和最高政治权力机构进行交易。马科斯改变了这个局面，尽管在菲律宾和泰国，一旦中央集权减弱，仍有可能回到原来的样子。

马来西亚的年表记载的内容比周围的国家要迟，但仍然可以从中看出这样一个模式:民粹主义者的阶级觉醒，民族主义的升起，之后，重又回到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相互依赖的关系。殖民统治到1957年才结束，但在最后的10年里，殖民政府一直与马来西亚共产党领导的起义者作战。马来西亚共产党主要由华人（还有少数印度人）领导。英国统治者的离去只给马来西亚带来了虚假的独立时代，因为殖民时期的经济结构几乎被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下来；掌握权力的马来西亚贵族很认可这种状况。民族主义最终在1969年的暴乱中来临，导致了新经济政策的出现。

然而，允诺执行支持马来土著人发展的扶弱政策绝不能掩盖马来西亚精英层一直存在的"政治交易"。教育和就业领域的这一赞助性政策以普通华人和普通印度人为靶子，后者损失

同时，在城镇 (2)

极大，因为他们被踢出了行政机构，而财政方面的政策却让上层的马来土著人受益匪浅，虽然农村地区的马来土著人仍然贫困，但华裔教父和印度教父却是空前的富有。种族隔离依然存在，就是因为70年代升起的政治新星马哈蒂尔·穆罕默德认为它是不可避免的。马哈蒂尔在《马来人的困境》中无耻地阐述了经济成功的种族根源。该书出版于他被短暂逐出巫统领导层的1970年，后在马来西亚被禁。在书中马哈蒂尔认为，解决马来人基因缺陷的办法就是和其他种族通婚。马哈蒂尔自己的父亲是印度喀拉拉邦人，母亲是马来人，在马来西亚从来没人公开谈论这事 。在大众政治中，马哈蒂尔的种族论被用来证明扶弱政策是必要的，但是他的个人行为却体现了他的种族偏见。1981年成为首相后，他庇护了一小部分华裔商人和斯里兰卡泰米尔族商人，因为他认为他们最有可能把他的理想发扬光大 把马来西亚建成完全现代化的国家。而培养成功的马来土著人的任务则留给了他的长期政治同盟戴姆·扎伊努丁。东南亚的四个主要战后统治者 马哈蒂尔、李光耀、苏哈托和马科斯从根本上都有着种族主义观点。而这对教父们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同时，在城镇

1959年，李光耀当选新加坡总理，当地教父确实碰到了一个问题:他不太喜欢私营企业家。李光耀完全没有从商经历，他是在英国化的环境中长大的，受到30年代两个主张国家统制主义的激进学派 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的影响 。当新加坡扩张其国家经济领域的时候，私有企业靠卡特尔或垄断获得利益的机会降低了；这些机会都被政府拥有了。另一方面，李光耀这一超级精英统治者不会让无产阶级打扰他或者教父的生活方式。他压制异议，制服工会，开始建造一个世界领先的"保姆国家"。有些大亨和这位新领导相处得比较好。通常他们像李光耀一样，较为"复杂"，而且跟以前的殖民政府的关系较为密切，比如银行家李光前和黄祖耀。而其他的大亨，则没有这么幸运，如走私与投机家郭芳枫。但是郭芳枫在新加坡也拥有很多资产，特别是房地产，而李光耀并没有强制没收他的财产。像郭芳枫这样异类的人在这个经济统制的国家里仍有繁荣发展的空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香港，废除骑士制度、调查甚至审判与日本人积极合作的大亨的呼声很高，但是英国人离不开这些英国化了的中国人和欧亚混血精英，因为他们有利于英国人的统治，所以很快恢复了原来的地位。当地的报纸编辑也被告知不要报道那些和敌人合作的事 。战后的一段时间里，大亨群体和他们的英国同僚们(殖民地主要企业集团或商行的领导)，对于阻止英国尝试民主计划起了较大作用，从而结束了当地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阶级威胁 。取而代之的是扩大了的无能的立法会。大商人通过指定的委员和委派的说客演绎着他们的政治角色。1985年，英国通过建立功能选举区将这种准寡头政治体制保存了下来，而此时中英政府有关中国政府将在1997年恢复对香港主权的联合声明已签署。所谓功能选举区，是让教父控制的行业，如银行、地产、保险等能够在立法会中设置更多的说客。而香港回归后，中国政府则设立了"咨询委员会"，里面的成员主要是教父。

尽管香港宣称是一个自由贸易城市，但大亨的政治活动一直以来还是能为他们带来很大的收益。信息总是宝贵的。如，1946年，几个在行政机构任职的教父投机购入日本发行，而后被英国殖民政府买回的港元而大发横财。跟政治权力的联系对大亨们成为社区领导也非常重要，而领导是"理解"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的。但是战后最重要的一点是，政治势力忙于维持高垄断的香港内部经济，这为少数商人提供了可观的经济租金。华人大亨已经在被严密操纵的房地产市场上有了稳固的位置，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看到。从20世纪70年

同时，在城镇 (3)

代起，当地教父开始控制其他大部分卡特尔，它们来自于原来由英国人控制的垄断集团。在转让这些所有权的时候，如果出于政治目的而将更多的竞争引入当地经济，那是既不光彩又毫无意义的。

对有抱负的香港大亨来说，政治活动依然极为重要。他为自己的利益，同时也为殖民政府的利益服务，他把自己的工作称为"社区领导"。在20世纪20年代的大罢工中，那时的资深教父何东爵士就成功调停了海员们的争端；另两位领导人物是罗正威和周寿臣。他们帮助组织街头演讲，劝阻人们加入罢工，并指挥一帮恶棍保护那些仍旧在工作岗位上工作的人不受罢工支持者的煽动 。罗正威和周寿臣后来都被授予了爵位。当无产者在20世纪60年代再次抬起头挺起胸，响应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大亨们再次帮助政府采取抵制政策。就像顾汝德 前香港首席政策顾问所说的:"1967年的政治动荡，使英国的统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于精英。" 英国外交部和教父们成功地稳住了底层阶级，香港的前总督们如此感激，以致坚决抵制60年代和70年代源自英国的自由政治和社会理念。香港政府和大亨们对世界吹嘘他们创造了一个伟大的自由放任的社会。似乎没人注意到在教父主宰的经济中，岛内服务部门和建筑业方面根本不是这样的。

请躺在沙发上(1)

当后殖民的东南亚尘埃落定后，教父们又回到了以前 设法对付不断变化的政治关系，以期从特殊关照和政府引起的经济失调中获取利益。那么，战后的教父到底是哪类人呢？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只有一项令人佩服的实证研究完整地揭示了东南亚大亨的社会和文化背景。该研究仅限于泰国华裔教父，但是也反映了其他移民群和其他社会阶层。20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学者施坚雅获得了接近泰国大亨群的机会。他设法获得了两个中国银行买办和其他消息灵通人士的帮助，确认了135位在泰国最具实力的华商，并且成功采访了其中的130位。施坚雅能说流利的泰语和官方汉语，了解中国南部方言，并有惊人的记忆力。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学者和记者作过如此高质量的调查。

结果明确指向了介于中泰两种文化中间的一群人。一方面，作为领导人，他们代表了华人社区；另一方面，他们又努力同化自己以成为泰国政治精英，以便获得生意上的特权和事业上的发展。施坚雅的一个主要发现是:就语言、习俗、教育而言，大部分生意人的"中国性"并不如预料的那么明显。就大亨和核心华人团体之间的关系，施坚雅提出了"边缘化领导"这一概念，指出尽管教父与华裔社区的文化差异极大，但他们是通过财富和影响来领导社区的，他写道:"现今研究的主要论题之一是，很多有影响力的华侨领导人，总是处于华人社会和文化的边缘 他们的种族定位和忠诚并不是单一的。"

施坚雅的研究突显了教父身份各种各样的复杂性，而对"华人大亨"的老套描述却不重视这一点。越是富有和有影响力的华人大亨，他们的"中国性"越不明显。施坚雅绘制了图表，以显示他的研究对象的财富威望(根据同僚的评估)与泰国化的程度的关系。毫无疑问，成功与去掉"中国性"，转向文化上的泰国政治强人的身份这一点是分不开的。但同时，要保持华裔社区的领导地位，也必须保留一点中国化的特性，因为大亨商务企业中的关键人物是来自华裔社区的。

在此，可能存在着体现此地区大亨各种身份的完全不同势力。如果不像施坚雅那样对各个不同国家进行实证研究，是不可能科学地证实这样的论题的。但本书里的奇闻逸事确实能说明教父个性的延伸性和混合性。霍英东早期与香港的英国政府交往甚密，后来又与北京的共产党政府关系密切，当上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他的一个亲戚说大亨们的行为可以通过埃里克·伯恩20世纪60年代的畅销书《人间游戏》（GamePeoplePlay）来审视，并补充说:"他们都需要精神科医生 把想讲的话讲完，这样才会舒服。"伯恩发明了被称为"交互分析疗法"的精神疗法，强调了身份的延展性。2006年10月逝于北京一家医院的霍英东对多重身份十分了解。他拿到英国政府的奖学金后，就读于香港的精英学校，并成为有成就的网球和足球运动员。后来，他把儿子送到英国的米尔菲尔德公立学校读书，继续着他的家族英国化。但当英国政府某些部门因为他在朝鲜战争期间与中国进行巨额贸易而撇弃他，而北京却给予他垄断交易特权时，他成了激进的中国民族主义者。《福布斯》杂志花了几年时间试图采访霍英东，但他只愿意接受中国大陆的新闻记者的采访。最终他同意在珠海接受《福布斯》杂志的采访，但他从车里出来，只发表了以下陈述:"像印度、埃及甚至英国这样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一旦倒下了，它们就再也站不起来了，但是中国能。"然后他跳进他的车里，飞驰而去，使《福布斯》杂志连一张照片都没得到。

作为教父生活一部分的角色扮演也许能说明困扰着他们的不安全感。其表现之一是他们对于身份的着迷。亚洲教父如此饥渴地收集并展示各种勋章 名誉头衔、博士头衔等，这足以让西方的亿万富翁感到羞愧。例如，何鸿燊坚持下属在任何时候都要称他为"何博士"

请躺在沙发上(2)

。霍英东在世时也一定要人家称他为"霍博士"。这对于一个从事博彩业的大亨来说并不合适。何鸿燊的助手经常在电话里用英语说"何博士办公室"，但在电话里人们还会经常听到广东人的叫喊声和他的保镖说话声。在马来西亚，资深亿万富翁把联邦和州政府授予的不同头衔和学术界授予他们的头衔混在一起组成三重头衔。比如说，马来西亚联合工业集团的邱继炳，全称是丹斯里拿督邱继炳博士。施坚雅发现泰国也有同样的情况，那里的外来大亨一直渴望得到皇家授予的头衔，因此他加强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他注解说，对少数人群的情况研究表明，同化程度很高的人特别想要得到本地人所拥有的特权。施坚雅写道:"事实上，最有影响力的华人领导最容易有压力，也会不断同化自己。"因此，被认可的标志之一 正式头衔就变得相当重要。

但是，教父的自我认同危机并不是只体现在名称敬语上，也不只是体现在对顶层特大办公室的嗜好上 他们喜欢确确实实的高高在上。引起争议的论题之一是大亨们常常被福音基督教所吸引。如:新鸿基地产的郭炳江和郭炳联、香港恒隆集团的陈启宗、马来西亚联合工业集团的邱继炳、马来西亚杨忠礼集团的杨氏家族、力宝集团的李氏家族以及控制印度尼西亚阿斯特拉集团的谢建隆，他们只是许多当地基督教亿万富翁中的一部分。其中，最极端的要数邱继炳。他是美国电视福音传道人帕特·罗伯森的朋友和合伙人，在吉隆坡买了一座废弃的剧院当做小教堂，并为基督教徒创办了《商人》杂志。李氏家族在香港力宝集团中心办公塔楼里建造了一座私人小教堂，并邀请有皈依倾向的人到教堂来。一位家族世交说他一直害怕被拉进那个教堂。一些认识基督教大亨的人嘲讽他们的宗教信仰行为，但这并没解答为什么很多大亨被吸引进入福音基督教。杨忠礼集团的杨肃斌说基督教反对中国文化固有的极度个人主义。他抱怨说，华人就像"变形虫"。印尼谢建隆的长子谢重生说出了基督教的诱人之处:"原因之一是这个国家很不确定。那么应相信谁呢？"福音基督教让教父级信徒有了坚定的信仰，而他们的日常生活根本没有信仰，除非有掌权人的暗示。教父信徒不会公开这么说，但这也许是真的。而且，宗教信仰不会让亚洲政府官员感到不安，但拥有独立的政治或社会观点却会带来灾难。

华裔教父没安全感的另一表现就是他们热衷于体现自身的"中国性"，证实优生学。随着中国再次成为亚洲地区的强国，最近这一现象尤为明显。最有名的个案研究就是李光耀，他也可归为大亨一类，因为1959年后他把新加坡的许多经济国有化了并经营着它们。李光耀受过英国教育，曾就读于新加坡的莱佛士书院和莱佛士学院以及英国的剑桥大学(许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大亨都在那里就读过，包括郭鹤年和郭令灿)。那时，他叫哈里·李。1967年，他在美国对一位听众说:"就像肯尼迪总统不再是爱尔兰人一样，我也不再是华人了。"

但是20世纪80年代，随着新加坡的逐渐繁荣和中国的对外开放，李光耀越来越致力于从儒家文化和亚洲价值论方面来解释他这个小国家的成功。他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学会了普通话和闽南语，并塑造了一个受欢迎的政治家形象，哈里·李从此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李光耀。他在1986年告诫新加坡学生永远不能放弃"孔夫子的中庸之道，一旦放弃，我们就成了第三世界国家"。正如一位华侨历史学家潘翎写的那样:"把新加坡塑造成典型的孔夫子礼仪之邦主要体现了个人寻根。"李光耀的身份履历使得他越来越迷恋流行于英国爱德华时期的种族优生学。他在新加坡建立了一个国家婚姻介绍所 社交发展署，帮助那些智力相似的人进行配对，他还主张回归传统中国上层社会的一夫多妻制。潘翎谈及记者T.J.S.乔治的发现时说:"他在李光耀的内心深处发现了一种

请躺在沙发上(3)

远离中华民族支撑的不安全感，这个人没有归属感，因而不得不以他自己的意愿重塑新加坡，以此补偿他自己的无归属感。"

不难理解这种不同文化夹击下的心理压力。一个典型教父成功的必备条件是通晓数种语言，具有一种以上的文化身份。一个杰出的大亨必须会说两到三种中国方言，如广东方言等，还要会说中国的普通话、英文、东南亚本土语言，如泰国语或印尼语，有时甚至还要说几句日语，那是从战争中学来的。有一股永久的压力挥之不去，那就是自己"真正"的身份。

李光耀至今依然为他的中文不如英文所困扰。许多接受英国体制教育的华人都有这种困扰。香港东亚银行的李国宝，被送到英国公立学校读书，他总对自己没有掌握中文书面语耿耿于怀。黄惠忠 嘉润烟草公司的华裔首席执行官，同时也是印尼最富有的大亨之一，他曾在荷兰殖民者开办的学校接受教育，他的荷兰语的读写能力仍强于他的印尼语；他不会一句中文。而正大集团的华裔创始人谢国民，他心中永久的困窘则是他说的泰国话仍然带着浓厚的中国口音，尽管他的家族在19世纪20年代就来到泰国发展了。

最令教父无法释怀的不愉快经历，就是老一辈教父们在殖民地所遭受的种族歧视。像新加坡李光耀那样自负的人绝不能忍受英国殖民者的傲慢态度。郭鹤年的同事朋友都知道他坚信遗传理论和极端的种族理念。他小时候曾就读于一所修女学校，在那里，修女们告诉他，他的家人去佛寺祭拜的行为是一种对魔鬼的崇拜。他还在马来西亚的新山英语学院和新加坡的莱佛士学院接受过教育。不管他接受英国的精英教育，还是独立后以"重生华人"的身份出现，都反映了与李光耀一样的轨迹。郭鹤年是20世纪90年代海外华人"研讨会"的主要发起人。他只给子女取中文名字，以示他第二次婚姻的纯洁性(第一次是和一位欧亚女士)。后来他更直接地说海外华人的经济成功是有遗传因素的。

对李光耀、郭鹤年以及霍英东等成功人士作出冷静分析之后，人们可以发现他们成功的根源在于他们的世界性 就是他们在不同的语言和文化环境中工作的能力，但他们自己却喜欢用单一文化来解释他们的成功。这也许会让那些教父的孩子不舒服。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在文化交融的环境中成长的，已经适应了这种环境，而且他们的配偶多数是非华人。郭鹤年的一位姻亲说郭鹤年是"我见过的最严重的种族偏见者"。

然而，更大的问题是，教父正演绎着一场双重的自欺欺人。第一重是坚持东南亚经济的发展是华人的贡献，而实际上是移民的贡献；第二重就是逃避这样一个事实，即作为商业大亨的他们在移民圈里拥有某种实实在在的优势，这帮助他们在世界上取得了成功。回到施坚雅对泰国大亨的研究上，不难发现他们都有些什么优势。他的研究对象并不像一般人认为的那样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实际上，他们大都受过很好的教育。他写道:"就所受的教育而言，那些领导人毫无疑问是华人圈里的特权阶层。"那些人中只有五分之一可以说是"白手起家"的。这种广泛传说的优生学充分说明了教父惊人的虚饰倾向 他们一定要证明他们是靠自己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功。

我们出身卑微(1)

大亨们一直致力于把自己刻画成出身卑微的白手起家者。就像上面看到的，苏哈托和马科斯政权确实造就了工人阶级出身的亿万富翁，因为作为独裁者的他们在分配由权力带来的经济利益时，需要无名的圈外人士成为他们可靠的同谋。但在较为固定的政治格局中，人们不会这样做。如果说东南亚教父有一种阶级模式，那就是快速循环的经济贵族模式。

中国有条关于三代人财富的谚语:第一代人创业，第二代人守业，第三代人败业。几百年来的事实指向了四代人的发展顺序:第一代人建立核心资本；第二代人加强与政治势力的联系，使财富不断扩大；第三代人努力守护反映父辈个性和人际关系的各种各样的资产；由于第四代人对事业的专注不够，前辈们原先创立的集团赖以生存的关系网逐渐衰落，加上家族企业固有的缺陷，几代人的鸿基大业终于毁于他们之手。

只用一代人时间就由穷人一跃变为富翁的事并不多见，而东南亚的国内经济过于受政府控制，这种事情更不可能发生。社会名流艾德里安·泽查在中国、荷兰、马来西亚、捷克、泰国、德国、印度尼西亚等国拥有豪华酒店宾馆，认识大部分当代大亨。他就教父之路评论说:"很难在一代之内就成为教父，因为这不是一个经济开放的社会。在美国你会做到这一点，在英国做到这一点的可能性要低一些，在欧洲大陆的可能性就更低了。"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华侨的多产作家王赓武也同意这一说法:"我至今还没有找到一个苦力出身的商贾。"

尽管如此，大亨一直以来都喜欢神化自己，说他们自己出身卑微，通过自身的努力摆脱了贫困的魔爪。泰国最富有的商人、最近一位总理他信·西那瓦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无论是在演讲还是在政府的出版物里，他信都把自己说成是一个苦孩子，父母辛勤工作才能勉强维持一家的生计，学校缺乏资金，设备极差。2003年他在马尼拉演讲时说:"因为我平凡普通的家庭背景 我了解农村地区的贫困与艰难，我知道通过辛苦工作赚取报酬的重要性。"事实上，他信是著名的纳兰王朝（首都为清迈）的后裔，1932年前他信家从事课税征收，尔后转入了丝绸经营、金融、建筑以及房地产业。他信本人是当地最好的学校以及军事学院的毕业生，后来娶了一位将军的女儿。他在警察局的职位不断获得升迁，并获得了国家经营特许权，这些只有圈内人才能做到。

在香港，亚洲首富李嘉诚总喜欢说自己是教师的儿子，其父1940年身无分文来到了香港。他的香港长江集团官方网站声称:"为了扛起维持家庭生计的责任，李先生不到15岁就辍学，在一家塑料贸易公司找了份工作，每天工作16小时。1950年，他的勤奋、谨慎以及追求完美的精神让他有了自己的公司 香港长江实业。"事实上，李嘉诚读过几年书，后来在一个富有的舅舅那里工作。舅舅的家族拥有香港中南钟表有限公司。后来他成为重要的二流大亨，他的事业得以继续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因为他娶了老板的女儿。李的已故妻子庄月明，是他的表妹，就是那位有钱舅舅的女儿。李嘉诚所经营的企业事实上是属于他岳父的，李嘉诚只是进一步发展了企业。据李嘉诚的一位老朋友透露，李嘉诚的岳母也给了他额外的经济支持。

在教父的发展阶段，和老板的女儿结婚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新加坡的李光前就是一个很著名的例子:他在1920年和陈嘉庚的女儿结婚，之后在老丈人的公司当了七年的财务主管，事业一帆风顺，最后独立经营自己的公司。香港回归后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是东方海外航运公司的创始人，他与上海巨富顾家的女儿结婚，成了有钱人。在现在的一代人中，新世界集团的郑裕彤，因为婚姻关系而进入了香港著名的周大福珠宝业，这个公司至今仍是他重要的私人公司。对于那些不能依靠父业来为自己事业作辅垫的未来教父来说，另一个重要的资源就

我们出身卑微(2)

是妻子的家庭产业。

在东南亚的社会里，这种事情并不稀奇，因为这种关系使人得到了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但奇怪的是大亨们怎么与白手起家连在了一起。身为香港东亚银行主席的亿万富翁李国宝爵士是位敏锐的观察家，他坚持认为许多大亨是靠自己的奋斗创造了财富。他列举了影视巨头邵逸夫爵士、恒基地产的李兆基和霍英东。但是邵逸夫兄弟是上海纺织业巨头的儿子，李兆基出生在广东顺德县一个富有的从事银行业和黄金贸易的家庭，而霍英东尽管出生在一个名副其实的工薪阶层的家庭里，但他获得了英国政府奖学金，进入了一个精英学校，这使得他也与众不同。没有马科斯或苏哈托这样的人重组社会关系，亚洲教父就不会是社会变动的产物。他们靠自己的奋斗创造了财富的观念，是大亨们自我形象的一部分。这有利于他们的自豪感，也对维持官方政治结构和该地区的非自由市场至关重要，因为实际上，尽管有很多有才能的创业者，但在那样的环境中，他们的成功机会并不多。

选择性的节约

使大亨们的公众形象进一步模糊不清的是他们的节俭名声。其中有些是合乎情理的，而有些则主要是为了公众的消遣。真正的节俭反映了一个企业家有强烈的保护财产的意识。一位亚洲投资银行企业家、大亨的老朋友评论说:"他们比一般银行企业家更善于克制自己接受直接的世俗回报。"例如，亚洲金融危机时，郭鹤年以8000万港币的低价在香港的深水湾道买了一所宅第。深水湾道有点像大亨巷，靠近九洞高尔夫球场，教父们喜欢每天早晨去那儿打高尔夫球。他试着住进那所房子，但是他的家人说，他认为即便对于一个亿万富翁，这样也太奢侈了。最终他拆掉了那所房子，在原房子的地基上建造了五座普通的住宅，一座他自己住，两座让他的家人住，另外两座租了出去。郭鹤年住的那种房子极为简朴，在欧洲和美国，只有平平常常的银行管理者才会住。

教父们也很喜欢向雇员和提供服务者传递能够证明他们节俭的信息。马来西亚的一位投资银行家回忆了1999年在伦敦与博彩业的亿万富翁林梧桐的儿子林国泰的会谈，会谈讨论的是关于签订20亿美元的合同收购挪威游轮公司的事项。离开伦敦的律师事务所时，林国泰招上了一辆出租车，那个银行家认为这辆出租车会带他们去希斯罗机场搭乘到挪威的飞机，但是走了半英里后，那个亿万财产的继承人让司机停了下来，带着随行人员走进了伦敦地铁的入口。他们乘坐地铁去机场，节省了几英镑。到了希斯罗机场，那个本已惊讶不已的银行家又发现他们去奥斯陆的机票全是经济型的。李嘉诚(香港人称其为L.S.Li)，非常喜欢向人们展示他节约的嗜好，常常提起他那戴了好几年的廉价精工手表与西铁城手表。他的一位高级职员回忆说，他常听李嘉诚抱怨他戴的手表是"该死的手表"。这廉价的手表已经成了他的象征。在《财富》杂志一次难得的采访中，李嘉诚也没忘记搬出手表的主题。"你的表太奢侈了！"他对采访者说，"我的比你的便宜多了，不到50美元。"

尽管有保护金钱的本能和向员工展示节俭的深思熟虑的商业手段，但人们所说的大多数教父生活节俭，却并非事实。让李嘉诚引以为豪的另一件事是，他从上市公司中获取的工资很少 2005年，从他的长江集团旗舰公司中只得到了10000港元的工资。但有一点却未被提及，即在香港工资要被征税，而股息却不被征税，所以大亨们利用后者来避税。香港摩根士丹利公司的前任总经理卓百德谈到李嘉诚的一位同僚时说:"李兆基，在20年内仅仅从恒基地产的旗舰公司得到的分红就有1 5亿 3亿美元。"李兆基用这些钱在美国买了3万套公寓，当然还有别的。归根到底，他们并不是靠微薄的工资收入生活的人。

大亨真正的不为人知的挥霍是他们的高额赌博。大多数大亨宣称所有其他的大亨(当然不是他们自己)一直都在赌。一位香港亿万富翁说道:"他们都是大赌棍。唯一不是大赌棍的只有(博彩业教父)何鸿燊和霍英东。"无数传言说，香港和新加坡的投资银行家们的高尔夫赌博是进一个洞100万美元，也有传言说他们在澳大利亚和美国赌博，损失惨重。当然，没有任何人将这种事弄上媒体，因为大亨们没有公开赌博。但是这种传言很多，意味着这种赌博就像中东有权势人物的行为的翻版 大量的金钱被一些因为没有真正赚过辛苦钱而不知其真正价值的人挥霍掉了。

父亲大人(1)

关于教父有一点绝对不会引起争论，那就是在他们的家里，男性家长处于绝对统治地位。在管理家族企业中，他们要求所有亲属绝对的服从，并且用各种手段保证他们的绝对权威。让孩子和其他亲属忠诚于他们的最有效策略是，给予他们得到巨额遗产的希望，同时不让他们拥有太多的现金。在新加坡拥有最多的私人地产的亿万富翁黄廷芳就是典型的一例。他的大儿子黄志祥管理着信和置业。该企业是其在香港的家族企业，也是在这个领域最大的6个开发商之一。黄志祥毕业于一个英国寄宿学校，现年50多岁，现在还住在一间向公司租来的公寓里，仅拥有100万美元的信和置业的资产。而他的父亲每天打电话盘查公司的现金余额。黄志祥的弟弟黄志达在新加坡也同样受到了父亲的束缚。

原《远东经济评论》的编辑兼记者迈克尔·瓦提裘提斯，与泰国隐退的谢氏家族有过密切的交往。他回忆起与谢国民和他的中年儿子们共进晚餐的情形 席间儿子们是不能说话的。一位与谢家人一起工作过的投资银行家，也描述了类似的情况 谢国民的儿子们发现"他们必须乞求父亲给他们新车"。在中国家庭里，家长权力得以确保的另一个原因是没有明文规定谁将接管家庭的哪部分财产。通常以为实行的是某种形式的长子继承制，但这只是错误的感觉。事实上，大儿子只是一个事业继承人，如果他被认为能胜任这个职位。选择其他子女也是十分正常的，虽然首先考虑的永远是男性。例如，马来西亚博彩业巨头林梧桐选择林国泰继承他的事业，而不是林国泰的哥哥。印度尼西亚的林绍良指定第三个儿子林逢生作为继承人，而不是长子林圣斌。霍英东让霍震寰而不是其长子霍震霆做了他的继承人。非长子们知道他们不一定没有机会继承父业时，很少会放弃竞争。

家族企业的文化是非常沉闷的，且常常引起不幸，可它几乎从未遭到过挑战。此外，它涉及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学，它不受家庭是不是多血统或教父是否上过殖民学校的影响。一家之主就是国王。在外面，它通过已故"船王"包玉刚的奥地利女婿苏海文所谓的"杰出人物的喜爱"表现出来。李嘉诚常把自己描述成"友好的狮子"，这里面可以捕捉到同样的意思。在这方面，东南亚大亨极力追求慈祥教父的形象。他们在公众的眼里可能是这个形象，但他们在家里，尤其在公司里，经常使用自己的权威震慑别人。李嘉诚、郭鹤年等主要大亨的孩子都已步入中年，但依然害怕他们的父亲发怒。李嘉诚的执行官回忆起李嘉诚的长子李泽钜有一次在会议中打盹儿，被其父亲的尖叫声惊醒，好像遭到了电击一般。2003年2月，郭鹤年主持召开了由他控股的《南华早报》的董事会，一家之主的郭鹤年冲着48岁的儿子大发脾气，吼着叫他滚出去，那时与会的董事们都不知该朝哪儿看才好，那真是一个丢脸的董事会议。而另一个香港亿万富翁在行为治疗师的帮助下，努力学着控制自己的脾气。

亿万富翁肯定非常繁忙，期望他们能够达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未免有点要求过高。但一家之主的绝对权威以及他们对权力的滥用，对家庭关系造成了毁坏性的影响。李嘉诚的小儿子李泽楷就是半主动反叛的一个罕见例子。李泽楷在12岁时被送往寄宿学校，而且香港人普遍认为他母亲是自杀的。一部未经授权的中文版传记在2004年出版，里面的事情只有李泽楷的圈内人才知道。这部传记详述了李泽楷和母亲的亲密关系，他创立自己公司的过程，以及后来在未告知其父亲的情况下接管香港电信的过程，还讲述了为什么他心中的英雄是李光耀而不是他的父亲李嘉诚。中国读者非常清楚这则信息的含义:这对父子的关系并不和谐。霍英东的长子霍震霆描述了16岁时的一段奇异的经历:那年从英国公立学校回到家中度假，父亲派他去购买日立全浸式喷射水翼船，用于香港 澳门航运。他最后说道:"我想我的父亲更喜欢去夜

父亲大人(2)

总会。"从中不难体会出他心中的某种怨恨。同时，他的描述也泄露了关于大亨家庭生活实质的某些信息。

最能体现教父在家中的权威的是其随意放纵的性欲。1971年颁布《婚姻制度改革条例》之前，在香港一夫多妻制是合法的。许多大亨享有多种多样的情妇和充裕的婚外情。亚洲最富的人之一极其坦诚地说:在大亨们的生活方式中，性行为很重要。"一切都是生意。他们这些人没有社交的朋友。他们哄骗姑娘，发泄他们的性欲，然后又回到工作中。"他说。当然他还不够坦率，没有承认这种评论同样适用于他自己，虽然他的家人之一说他也这样，并且说所有的教父"如果哪一天没有女人，他们就不能正常工作"。如果详细描述七八十岁的男子如何组织不断的性活动，那是很低级趣味的，我只指出一点就够了，亿万富翁拥有整幢公寓楼房、连锁旅馆、宫殿似的游艇，他们有足够的私人空间。

教父作为性欲旺盛者有很悠久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印度尼西亚大亨黄仲涵的女儿这样写他的父亲:"他的一生对女人和性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他有18个得到承认的妾，和她们生了42个孩子。"现在的教父们节制多了，虽然印度尼西亚的黄奕聪(印尼姓名伊卡·芝布塔·威渣雅)至少有30个孩子，而何鸿燊只有17个被承认的孩子。但是不管怎样，亚洲的大亨仍然享有不平常的性特权。正如香港一位资深投资银行家所说:"性贪婪与文化有关，他们的妻子对这种行为熟视无睹，这使他们与西方的亿万富翁大不相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孩子不受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有些大亨家庭中，因为他们父亲的荒淫以及由此对他们的母亲造成的伤害，男孩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心中充满了不满和愤恨。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男孩长大后也往往成了性欲的放纵者。

没有责任的权力(1)

标准教父特质的最后一点就是其隐秘性。这几乎总是被说成反映了亚洲和中国的文化，而不仅仅为大亨所特有。1991年郭鹤年写信给《远东经济评论》拒绝采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郭鹤年写道:"一般的华人由于种种原因害怕在公共场合下露面，他们不喜欢当众洗东西，所以也不喜欢与媒体打交道。"但是像郭鹤年这样的完全世界主义者求助于文化防御，其背后有着更为巨大的真相:那就是像他这样的交易者，在任何社会都是和隐秘性连在一起的。应该记得在19世纪末的伦敦、纽约掌控着国际金融的华宝银行、罗斯柴尔德银行、摩根财团等老的私人银行，他们甚至不把标牌挂在总部门外。而在下曼哈顿的宽街与华尔街交叉处的摩根财务公司的主要办公室门外，只有简单的"23"这个号码。

像约翰·皮尔庞特·摩根这样的人，他们生活在一个所有商业全凭关系和内部消息决定的世界里。结果，就如摩根的传记作者罗恩·彻诺所写:"古老的华尔街觉得它没有义务去向小投资者和一般的市民解释什么。"东南亚也是这种情况。许多交易必须拥有政府颁发的许可证或政府给予的特许经营权，而这些东西双方都倾向于不公开。国内市场被卡特尔严重垄断，未参与卡特尔的企业不太可能公开向卡特尔挑战，强行进入并参加卡特尔的活动。亚洲形形色色的集团公司皆从卡特尔这个形式中获利，所以不会公开抱怨那些可恶的特殊安排。自从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该地区才开始了股东行动主义的风潮。总的来说，大亨一直很低调，因为他们无须为赢得市场而竞争，只要赢得特许经营权就行了，而且他们的股东向来都是被动的。

当然，他们的隐秘性夹杂着神话。像马来西亚郭令灿这样的人，隐藏在吉隆坡的丰隆写字楼的楼顶办公室里，公众形象极其模糊，是典型的像谜一样的华人大亨。但是郭令灿也是一个抽雪茄的律师，他是在伦敦四所律师学院之一的中殿律师学院取得律师资格的。他的家庭已经完全英国化了。他的堂兄弟郭令明，新加坡酒店和房地产的大亨，也在英国念过法律，并毕业于伦敦大学。郭令明比郭令灿更具隐秘性、更会保守秘密。他因为在股东大会上拒绝接受提问，只念准备好的陈述词而声名狼藉。他们的做法在欧美市场是不能容忍的，而在他们的地区里却不会受到处罚。难道是因为他们都是极端的世界主义者的缘故？

亚洲大亨与媒体的关系不只是大亨要逃避媒体那么简单，也许这是对亚洲大亨生来就是谦虚的这种说法最有力的驳斥。有机会接近教父的人会惊奇地发现这些大老板有多么自恋 他们公司的接待处到处都是关于他们的作品。在就这本书所作的采访过程中，最常见的是《财富》、《福布斯》和《远东经济评论》(那时是道琼斯公司的一个周刊)等杂志。这些杂志竭尽奉承之能，列出了许多"杰出的"亚洲公司的名单。对有些杂志，只要它们不追根究底，大亨们还是会给予稀少的公开采访机会，《财富》和《福布斯》就属于这类杂志。这使人们很难继续认为亚洲教父是无我的。李嘉诚的例子就很能说明问题。李嘉诚的公众形象是沉默寡言，他每天早上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报纸，有中文报纸，也有专门为他从英文翻译成中文的报纸。他的办公室保存了关于他的文章，当读到批评他的人的名字，他喜欢用荧光笔在空白处作记录。据香港报纸的管理者们说，任何李先生坚决反对的事都会转化成他公司广告开支的削减。《壹周刊》以及它的姐妹版《苹果日报》调查了李嘉诚妻子的死亡事件后，李嘉诚的所有公司都停止在《壹周刊》和《苹果日报》上做广告。没有如此引人注意的报道也会导致同样的结果。如《南华早报》在2003年11月（几乎20年后）提到了1986年李嘉诚被指内线交易一事，李嘉诚的公司立刻撤销了与该报纸签订的广告合同。

亚洲教父远离公众视线的一个难以否认的原因是:几十年来，

没有责任的权力(2)

东南亚一直存在着绑架商人的问题，通常是绑架华裔商人，并且多与华人犯罪团伙有关。这个问题最严重的是菲律宾。吴奕辉,一个纯正的中国大亨，吴奕辉巅峰集团公司(简称巅峰集团公司)的董事长，他的女儿罗宾娜1981年遭人绑架，1997年警察朝扣押他女婿伊格纳西奥的车里横扫数百发子弹，致使他的女婿饮弹身亡。菲律宾平均每年有一百多起绑架事件，其他地区危险略少些，但也不能低估。郭鹤年的堂兄弟长得很像他，因为绑匪弄错了身份，结果在马来西亚被绑架。他们家的一个朋友说郭鹤年付了赎金，然后又让他的堂兄弟把赎金还给他。这当然不足为信。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香港发生了一起举世震惊的绑架案，和中国内地的几个犯罪团伙有关。1996年"大富豪"张子强抓走了新鸿基地产的郭炳湘，据郭炳湘私下说，他们把他放在一个"箱子"里关了5天，收到赎金后才把他放了。这件事导致了郭炳湘与他两个兄弟之间的紧张关系，也许他怀疑他们在赎金的价格上花了太多的时间。1997年，"大富豪"张子强及其同伙抓走了李嘉诚的大儿子李泽钜，索要10亿港币的赎金。据与李嘉诚家人关系密切的人士透露，如果这件事本身不危险的话，那么后来的事就是喜剧了。和郭家一样，李家决定不报警，相反，一收到勒索信，李嘉诚就叫可靠的同事和雇员从香港各银行提取了10亿港币，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大富豪"是个特别鲁莽的人，竟然出现在李嘉诚位于深水湾道的住处去拿赎金。但他并没有想到这么多钱要占很大的地方，一次性把所有的钱都放进他的车里是不可能的，他只能先带走其中一部分，然后再回来拿剩下的钱。但是，笑到最后的并不是绑匪。张子强与他的同伙在中国内地被抓，审判之后，于1998年12月被处死。据说李嘉诚和他的私人保镖(为首的是前警局行政长官)都希望"大富豪"在内地被逮捕，这样他就能被处死。香港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去引渡在它管辖内犯法的罪犯，因为香港没有死刑。行政长官董建华说"大富豪"是因为在中国"策划"犯罪而被逮捕的。香港几乎没有人同情这个被处决的人，他的绑架案提醒教父家庭确实应该注意他们的安全。但是绑架威胁论并不能完全解释富翁们广泛的隐秘文化。

结论(1)

亚洲教父的历史是他们像变色龙一样灵活调整他们身份的历史。政治权贵与经济权贵的种族分割需要这个；殖民主义需要这个；最近，对华裔大亨来说，中华的崛起以及它对海外爱国华侨的吸引力需要这个。大亨们早已经习惯于随需而变，"适应"各种环境和要求。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大亨们常说的亚洲商务的部分"游戏"，虽然他们不一定知道这个比喻是完全进口的外来词。例如，霍英东的长子霍震霆这样简述他父亲的一生:"这并不是钱的问题。这是一个游戏。"83岁的郭鹤年在过去的15年中曾三次尝试退休，但都没有成功，他的家人解释说:"为什么不做生意而去打高尔夫球？这只是另一个游戏而已。"而苏海文用相同的措辞概括了他已故岳父的工作动机:"他喜欢这个游戏，他喜欢这工作。"

这个游戏确实有很多乐趣，特别是取得特许经营权或者交易取得成功时。但是长期以来教父们身份的不断变化却并没有给他们的心灵带来平静。有许多翔实的证据证明许多教父在寻找自己真实的身份 从渴望得到官方头衔到求助于福音派基督教。在过去的50年里，许多圈外人娶了华裔教父的女儿，成了教父家庭一员，在他们眼里，这一点尤其明显。那个娶了包玉刚大女儿包陪庆的奥地利人苏海文挖苦地评论这种身份战说:"如果把这放到另外一代人身上，或许人们就不会再去想做一个华人意味着什么。"现在，这种寻找自己真实身份的努力还在继续着，使人难以理解。有一次，笔者去拜访一位说话做事都很粗暴的香港华人亿万富翁。走进他的办公室，毫不惊奇地发现，里面都是些最老套的蕴涵中国特色的图片和家具。后来我被出乎意料地邀请到他家去，令人惊奇的是，那里几乎找不到体现中国文化的物品，墙上挂着的都是难以形容的欧洲艺术品，其中有一幅油画很难看，但奇怪的是出售标签还挂在前面。更令人困惑的是这个几乎以滑稽的方式根据中国迷信作出商业决定的大亨，怒气冲冲地训斥他的一个孩子研究中医，说这是在浪费时间。"我不相信中医！"他怒气冲冲地说。难道说这个人的生活是有意在做假？几乎可以肯定不是。这反映的是一个亿万富翁生活在一种混合文化的身份中，其生活绝不会是悠闲自得的。

教父通常完全与现实世界隔绝，这对他们的思想状况并没有什么帮助。就这点而言，白手起家的寓言故事特有误导性，因为它暗示了一般教父有普通生活的经历。事实上，无论是香港还是新加坡的亿万富翁，他们对城市中的公共住宅区里的生活了解甚少，而蜗居在吉隆坡的马来西亚亿万富翁对乡村的生活也几乎是一无所知。陈智思是泰国盘谷银行家族在香港的后代，陈弼臣的孙子，他作为一个大亨的继承人，对社会政策有着高得不同寻常的兴趣。他告诉我们他组织了一个独特的考察活动，为了向一群老教父介绍普遍存在的城里老人的贫困，他把他们带到远离自己家的九龙半岛居民住宅区。陈智思说:当他们看到那些夜里租用附有梯子的双人床的人时，"他们每个人都震惊了"。他们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这样贫穷的人同样也在香港存在。但是这个故事真正要说明的是香港最富有的人之一的反应。他想提些有用的政策性建议，说应把那些穷人迁到中国内地去，在那儿他们有限的钱可以用来买更多的东西。他根本没有考虑中国内地是否有足够的公共设施或医疗设备，也没有考虑人们是否愿意去。陈智思拒绝证实说这话的大亨是谁。另一位参与这次活动的人说这是再生的郭氏兄弟之一说的。一个为香港教父工作了很多年的经理就他们与日常生活的关系评论说:"人们以为大亨什么都知道，但事实上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注释】

作者采访，于2004年10月18日。

亚当·施瓦兹:《一个等待中的国家》（1999），第124页。

凯文·欧洛克:《烈火莫熄》(2002)，第58页和第332页。2

结论(2)

001年3月，印度尼西亚政府说西尼华善的未交税款有17万亿印尼卢比，或根据金融危机后5年中的汇率折算，约有20亿美元。

保罗·D·胡奇罗夫特:《肮脏的资本主义》(1998)，第133页。

新加坡大学里马哈蒂尔的记录是印度人。

见"人物表"中的李光耀。人民行动党的标志和英国法西斯工会的标志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菲利普·斯诺:《香港的衰落》(2003)，第278页。

间或有罢工和暴乱 例如在中国1966 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时，但在1992年彭定康到来之前，没有什么对政治结构产生威胁。

同注 ，第12页。

顾汝德:《香港政经 公益与私利的冲突》(2005)，第124页。

研究结果在两本书里发表过:G.威廉·施坚雅:《泰国华人社会：历史的分析》(1957)、施坚雅:《泰国华人社团的领导与权力》(1958)。

G 威廉·施坚雅:《泰国华人社团的领导与权力》（1958），第239页。

非正式采访，于2005年11月13日。

《与贾斯汀·德贝尔的通信》，载《福布斯》，2004年9月30日。

同注，第245页，

非正式采访，于2004年3月15日。一位投资银行家独自回忆了在爱丁堡与李宗共度周末的事，那时他正在为家族的上市公司作促销巡回演出。那个星期天，李宗一定要人带他到教堂去，他带着随从径直走到最前面，教堂里的人都大吃一惊。但是待他把几百英镑放在募捐盘上后，什么事都没有了，教区牧师还请他去家里喝茶。

几乎总是基督教徒，但也有例外。马来西亚的陈志远信奉有争议的南印度神秘的赛巴巴教。

作者采访，于2004年3月18日。

作者采访，于2005年3月11日。

他的祖父生于1873年，在英国殖民教育体制中接受过教育；李光耀本人小时候有机会接受中文教育，但他拒绝了。

潘翎:《炎黄子孙:海外华人的故事》（1994），第260页。

同注，第264页。

同注，第265页。

同注，第273页。

与其他20世纪20年代初期出生的人一样，太平洋战争使他的大学提前结束了。

非正式采访，于2004年2月13日。

同注，第40页。

他创立并经营亚洲著名的豪华酒店连锁集团 阿曼度假村。

作者采访，于2005年3月4日。

作者采访，于2005年3月7日。

见巴素·蓬派集和克里斯·贝克：《他信:泰国的政治生意》（Thaksin:TheBusinessOfPoliticsInThailand）(2004)，第25页和第60页。

中南钟表有限公司依然是主要的制造和零售企业，现有6000名雇员，其创始人是李嘉诚的舅舅庄静庵。

李嘉诚与庄月明1963年结婚。非正式采访，于2005年3月16日。被采访者已与李嘉诚交往半个世纪。

顾氏家族有许多企业，但最重要的是航运。董浩云妻子是顾丽真。在研究过程中，董家拒绝回答有关董浩云与顾家的关系的问题。

非正式采访，于2004年10月28日。

非正式采访，于2004年2月。

非正式采访，于2005年2月8日。

见陈善昌的《李嘉诚:云雾中的香港亿万富翁》(1996)引用，第3页。

作者采访，于2005年11月11日。

非正式采访，于2004年10月20日。

非正式采访，于2006年3月28日。消息提供者非常了解黄氏家族。

非正式采访，于2005年3月。

读者会说在典型的亚洲家庭里，一般情况下，男的是绝对的主宰，而中国尤其如此。但教父的家里这一现象更加突出，因为巨额财产都由家长掌管。

作者采访，于2005年3月17日。

李嘉诚的许多管理人员和与其有生意来往的人都听说过。

非正式采访，于2005年2月8日。

非正式采访，于2006年3月28日。

庄月

结论(3)

明死于1990年1月1日。她死的那天，有人打电话给香港急救中心，说她可能吞食了过量的药物，可能是安眠药。她被私家车送往医院，但途中与出租车相撞。庄月明入院后死了。李家说她死于心脏病突发。死亡证明说是"主动脉夹层剥离"。验尸官拒绝回答记者提出的是否有可能用药过量问题。见《壹周刊》，1995年12月22日。

《我是我自己 神话背后的李泽楷》(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英语正式出版书名为IamWhatIdo。

作者采访，于2004年10月20日。

非正式采访，于2004年10月14日。

非正式采访，于2004年2月13日。

顾维钧夫人:《没有不散的筵席：外交家顾维钧夫人自述》(1975)，第3章。

非正式采访，于2004年10月28日。

见乔纳森·弗莱德兰:《郭鹤年:官商》，载《远东经济评论》，1991年2月7日。文化造就的沉默并没能阻止郭1993年购买《南华早报》。

罗恩·彻诺:《银行家之死》(1997)，第99页。

《远东经济评论》专门报道亚洲信息，非常注重调查，20世纪90年代初由道琼斯公司接管，公司派遣了对该地区知之甚少的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就不同了。

作者采访本·郭。本·郭是《南华早报》记者，负责"李事专栏"。李嘉诚集团，尤其李嘉诚的家务总管坎宁·福克，对他厌恶至极。这一信息得到了报社的高级管理层非正式证实。

1996年，前香港政府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女士召郭炳湘的两个兄弟郭炳江和郭炳联去她办公室，了解1996年的绑架事件。他们直截了当地否定了郭炳湘被绑架。李家并没有被这样召见，但从未公开承认李泽钜被绑架了。非正式采访2005年3月。

郭炳湘和李泽钜被绑架事件的详细情况都来自2004年、2005年以及2006年的非正式采访。

作者采访，于2004年10月20日。

见乔·史塔威尔:《糖业大亨的酸甜苦辣》，载《亚洲企业》，1994年12月。

作者采访，于2005年3月17日。

作者采访，于2005年3月17日。

非正式采访，于2004年3月14日。

作者采访，于2005年3月16日。

陈智思是香港行政会议成员。

非正式采访，于2004年10月23日。

第三章如何成为教父之二 核心现金流量 

普通教父帝国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特许经营权或许可证，有了这些东西就能够进行垄断或者寡头独占。但在运行并非如此的情况下，政府造成的结构性经济异常，会产生这样一种情形 教父卡特尔会繁荣兴旺或者竞争被人为地压制了。这就是东南亚大亨商务的基本实情。每一个新兴的教父都在寻找着那些非竞争性的核心现金流量，它是条金水河，是条能使他们度过好坏时光的金水河，因为它能确保过度发展的商业或企业帝国运行，使之难以倒塌。

序

普通教父帝国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特许经营权或许可证，有了这些东西就能够进行垄断或者寡头独占。但在运行并非如此的情况下，政府造成的结构性经济异常，会产生这样一种情形 教父卡特尔会繁荣兴旺或者竞争被人为地压制了。这就是东南亚大亨商务的基本实情。每一个新兴的教父都在寻找着那些非竞争性的核心现金流量，它是条金水河，是条能使他们度过好坏时光的金水河，因为它能确保过度发展的商业或企业帝国运行，使之难以倒塌。

核心现金流量的资金来源可以是相当简单的。香港和马来西亚最富有的人中有6个是靠博彩垄断权得来的钱为他们的集团企业扩展提供资金。何鸿燊就因这个出的名。1961年，他得到了澳门各种形式的博彩垄断权，并在1986年又获得了15年的垄断权。何鸿燊之后是霍英东。霍英东在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拥有的产权股份与何鸿燊差不多。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是在葡萄牙殖民时期建立的私人博彩公司。何鸿燊、霍英东以及未来大亨郑裕彤三人投标竞争20世纪70年代世界第三大博彩中心的经营权，前两家是拉斯维加斯和大西洋城 。虽然霍英东在香港和内地都被看做是房地产开发商，而郑裕彤以新世界的名义发展了一系列的上市公司，但这些事业的扩展都是靠赌场上赚的钱来支撑的(霍英东在朝鲜战争期间和战后帮助中国渡过了经济困难期，因此他在战后重建时期得到了第二次赚取大量现金的垄断权 从内地进口黄沙到香港) 。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的确切股份从来没有被证实过，但是公司的董事们暗示说何鸿燊和霍英东各拥有25％ 30%的股份，郑裕彤约10%。尽管郑裕彤只掌握了有限的股份，但据香港金融界推测，虽然他在上市贸易旗舰"新世界发展"拥有控股权，但还不如他的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带给他的利润多。

卡特尔，到处都是卡特尔(1)

20世纪70年代郭鹤年返回香港定居，阿南达·克里斯南就成了马来西亚最富有的居民，被视为房地产界、通信以及传媒界的巨头，他建造了为时极短的世界最高建筑 吉隆坡的"双子塔"。但近20年来，克里斯南一直依靠的稳定的现金流来自对马来西亚赛马博彩的垄断特权 。另一个马来西亚的亿万富翁陈志远，他所依赖的收入主要来自20世纪80年代先是由国家控制的赌博活动的销售额。1985年陈志远在"私有化"中 既没有事先的出售预告，也没有公开的竞标 获得了马来西亚体育彩票的控制权。亿万富翁林梧桐是私人赌博经营权的最初受益人，而这种经营权是对殖民时期的罪恶包税区的重复。1969年，林梧桐获得了马来西亚唯一的合法娱乐赌博的经营许可证，为期三个月，但可以延续。这个许可证一直很管用。林梧桐的合伙人是穆罕默德·诺尔·奥玛，该人是马来西亚两位首相阿卜杜拉·拉扎克(1971 1976)和胡先翁(1976 1981)的岳父。后来，林梧桐的云顶集团扩展经营范围，涉足林业种植、房地产、发电、造纸、游艇，但他的大部分收入还是来自他那庞大的娱乐赌博业。

东南亚独立后，政府最早批准的垄断公司和企业是那些经营粮食进口贸易的公司。这类许可证的创造并不是为了让教父中饱私囊，它旨在杜绝投机买卖、稳定那些被认为是基本日用品的价格，但是对竞争的压制最终却确保了大亨们得到了现金流，而数十年来喂养着大亨们的资金来源。进口垄断的最大受益人之一是印度尼西亚的林绍良。1965年苏哈托执政后，林绍良获准与苏哈托的同母异父兄弟普罗傅苏特佐一起垄断进口丁香。他又单独获得了面粉生产的垄断权，使他成为面条业的领军人物，因为马来西亚是一个以面条为主食的国家。这就是林绍良的核心现金流，使他能够进军各种产业 房地产、纺织业、橡胶、木业、钢材、水泥等。鉴于他被准予的经济租金的规模，他有能力为自己在经营过程中所犯的大量错误买单。在马来西亚，郭鹤年曾是限制精糖和面粉进口政策的主要受益人。他原是软性商品交易商，也与印度尼西亚的林绍良合作经营糖业与面粉业。郭鹤年至今仍然是马来西亚四座糖提炼厂中三家工厂的控股人，并且从政府那里得到了进口粗糖的大部分配额。这种安排在日后被证明是非常正确的，因为郭鹤年公司在面对国际市场波动的情况下依然保持着糖和面粉的价格稳定。但另一个事实却是:1998年推翻苏哈托政权后，印度尼西亚取消了进口垄断，而在这之前，顾客平均付出的价钱比自由市场更高。独立后，郭鹤年马上为得到完全关税保护和精糖提炼的执照进行游说，那时他的两个主要合伙投资人邱继炳和郭令灿也正在逐渐成为企业界的大亨。可见,垄断的吸引力有多大。

在菲律宾，政界对国家职务以及政府赏金进行政治分配的传统早在1920年美国殖民统治时期就已经开始，直到马科斯的统治才结束。那里存在着对主要食物进口的贸易垄断和对当地主要农产品蔗糖和椰子的市场销售垄断。埃杜阿多·科库阿科就是马科斯政府时期主要的垄断巨头之一(在钱和权力都属于精英的东南亚小国里，埃杜阿多·科库阿科来自同阿基诺夫人一样有着大量土地的家族。阿基诺夫人领导的"人民力量"革命运动在1986年推翻了马科斯的统治)。埃杜阿多·科库阿科作为马科斯最喜爱的人，从椰子产品的新征税政策中获取了大量利润，从而为椰子种植者联合银行的发展储备了雄厚的资金。他被任命为这家银行的行长之后，这家银行就买进了大部分菲律宾加工椰子的机器设备。埃杜阿多·科库阿科的椰子产业带来的巨大现金流量使他有足够的实力买入其他设备。人们根据一款电子游戏中的人物而称他为"吃豆小精灵"，一只吃掉一路上所有东西的精灵。马科斯时期的垄断者们在他们权力范围内设立了新的标

卡特尔，到处都是卡特尔(2)

准。陈永栽的幸运烟草公司被削减了税款、关税，并被允许筹集资金、打破规章制度，享受相当于国内烟草垄断企业的优惠政策。该公司还编写了一种新的香烟免税代码，并且获得了马科斯的签字批准使其成为法律 。同时，有人称陈永栽已经印好了国内的印花税票，贴于烟壳上。在烟草上赚取的巨额现金流量促使陈永栽进入了化学产业、农业、纺织业、酿酒业、房地产、酒店和银行等领域。1986年马科斯逃到了夏威夷，后来陈永栽给新总统阿基诺夫人写了一封公开信，说道:"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在我们的历史中，我们从没有依靠过任何救济或政府的帮助，也没有依靠过垄断保护。"

卡特尔，到处都是卡特尔

马科斯和苏哈托给予的赤裸裸的垄断使东南亚所有其他国家和地区几乎普遍存在的垄断、卡特尔以及对市场的控制都黯然失色。香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经常被评选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之一。美国右翼智囊机构遗产基金认为，在过去14年里，香港的经济自由度指数世界第一(新加坡第二)。诺贝尔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几十年来一直赞扬香港是自由市场的堡垒。1997年回归中国一星期以后，他痛惜地说："要是美国像香港一样自由，那该有多好。" 如此的断言反映了香港自由港的身份，它没有关税，没有外汇控制，是一个国际商贸自由港。但是，香港本地区的经济被教父所操控，就完全不同了。它一直是事实上的卡特尔的混合产物。

卡特尔源自殖民时期。最有名的卡特尔是主宰房地产市场的卡特尔，是香港每个亿万富翁财富的基本来源。英国殖民政府为房地产垄断创造了条件，因为它的预算资金基本上来自土地销售 所有土地在销售前都是"皇家的土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经济不断发展，政府拍卖开发土地的价格更高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笔交易是10亿美元买几块地皮。任何人在二手市场获得的非建筑用地，如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大亨家族控制的新鸿基地产和恒基地产看上的新界农用土地，都必须支付大笔的转换费才能开土动工。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未与英国大银行建立良好关系的小房地产商被排除在外了。1996年受政府委托的消费者委员会报告发现，在1991 1994年之间，有3/4的新私人住宅是由仅仅10个开发商提供的，且55%来自4个最大的开发商。利润方面可以另外考察13个大的住宅开发商，利润大得吓人，尤其是在大块农用土地的转换费由私下投标设定的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委员会发现，加上土地在内的所有开发成本，最低的收益是77%，最高的是364% 。

房地产市场如此高度集中，从经济理论的层面看，一定会是反竞争的。香港一直都有操纵竞标的传说。"几个有钱人投标，做做样子，最终一位得到了。然后去喝茶，瓜分利益。"汇丰银行前董事长威廉姆·蒲伟士爵士如是说 。只要有土地收入，只要预算平衡，殖民政府(以及举足轻重的汇丰银行 最大的抵押放款公司、房地产开发商最大的资金提供者)对房地产的这种局面就不会不高兴。这个系统简单，而且维护成本低。就像一位房地产大亨所说:"英国在香港实施的资本主义制度一直偏袒着香港大亨们。" 香港的中产阶级，在名义上交纳的税款很低，但他们所付的租金或者抵押款却是世界上最高的，并还要交纳相当于租金13% 15%的物业管理费。

香港的殖民者一直与少数"寡头"合作 这再次反映了东南亚本土独裁者需要可信的商业代理官员 这些"寡头"原先是英国商行，管理着从空调到电梯等各行业的卡特尔。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事例:香港殖民政府成功地为本地制造业争得了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出口配额。这是殖民政府所做的令人钦佩的事，因为这与英国纺织业生产商的最大利益相违背。但在定额分配

卡特尔，到处都是卡特尔(3)

方面，政府并没有表现出公正。这些官员并没有把商品出口权拍卖给最高的投标人，也没有用其他方案去确定最有效率的生产者，相反，他们直接把具有巨大商业价值的出口配额给了最大的制造商和出口公司。其中许多都是由1949年搬至香港的上海纺织巨头经营的，他们与殖民机构关系密切。香港后来有了配额二手交易市场，那些免费获得出口权的巨头出售自己的出口权，坐收股息 。

香港没有竞争法，这里的教父，无论是华裔的还是英籍的，或者是其他国籍的，都从本地的服务业中收取高额的费用。这个世上最繁忙的港口，或许是最大懊恼的来源。香港集装箱的终端运输费用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尽管劳动成本远远低于那些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近的国家。中国大陆小型制造企业以及托运人，多年来一直开展反香港的港口垄断的活动，但都没有成功。主宰集装箱终端运输公司的股东都是房地产大亨:香港和记黄埔有限公司、新世界地产、新鸿基地产、怡和集团的子公司香港置地以及九龙仓集团。李嘉诚的香港和记黄埔有限公司目前拥有香港24个停泊港中的14个泊位，毫无疑问他成了这帮人的领袖。多年来李嘉诚从港口中获取的现金流量使他得以在房地产市场上投机。投资银行认为，若没有香港和记黄埔有限公司的港口收入，他早就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房地产风暴中破产了。

香港其他事实上的卡特尔包括超市和药店，其中李嘉诚的百佳连锁超市和香港怡和集团的惠康超市约占了百货贸易的70%，李嘉诚旗下屈臣氏集团和怡和控股的万宁公司也几乎占了药材销售的70%。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法国零售商家乐福和一家当地开办的资金充足的苹果速销商，曾努力去打破这两个日用品亿万巨头的垄断，可是都失败了。这些拥有巨额财富的教父，拥有香港重要零售商店，并向供货商申明如果与新的竞争者合作，将断绝与他们的生意来往。马克·西蒙亏损了1 2亿美元之后，停止了苹果速销的营业。据他说，苹果速销的送货车根本进不了由李嘉诚控制的居民住宅区和办公大楼。李嘉诚还是香港电力生产的双寡头之一，另外一半的股份由伊拉克的犹太人嘉道理家族的中国照明与动力公司(香港)拥有。政府调节计划把公司被允许赚取的利润与资本支出连在一起，导致了对折旧期很长的固定资产投资过多，其副作用则是更高的电费。其他重要的企业卡特尔包括公交车、汽油、预拌混凝土和专业服务。

几乎所有由超级大亨控制的香港主要商业事务都有卡特尔的特征 房地产、港口、能源、水泥、混凝土、柏油和连锁零售，这很能说明问题。正如在1984 1993年为李嘉诚管理香港和记黄埔有限公司的西蒙·莫瑞所观察的:"香港到处都是卡特尔，如果政府要给你垄断权，抓住这个机会。"莫瑞所做的重要事情之一是接收香港电力。香港逐渐分解了一个前卡特尔以及一个在该地区运营了多年的垄断企业，但这也只是最近几年才有的事。自1964年以来的30多年内，香港的银行实行利率卡特尔，银行经理们每周五开会确定利率(政府同样采用特别的方法来控制国外银行的进入，并帮助汇丰银行和它的姐妹银行恒生银行拥有全香港50%的存款)。但是对香港垄断最大的威胁则来自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对通信业所颁布的撤销管制规定。有趣的是，这导致了大批大亨迅速涌入通信业市场，毁坏了所有参与者的利益。这似乎表明了大亨并不习惯在真正的竞争环境中运营。

包括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洲议会在内的国际组织已就香港没能提高岛内经济竞争水平提出了批评。正如麻省理工学院的斯隆管理学院院长理查德·斯马兰奇教授所言:"香港没有反价格固定法，也没有反卡特尔法，实在令人惊奇。"但是，大企业对政府的影响很大，是不可能改变目前这种状况的。

直到前不久，新加坡还是世界上唯一的另一个没

卡特尔，到处都是卡特尔(4)

有竞争法的经济发达国家。这个南方小国于2004年通过了《竞争法》，并于2006年生效。但国内经济中的许多被上市公司控制的行业均不受《竞争法》的影响，如电力、天然气、自来水、下水道、电信、媒体、邮政、港口和某些银行服务。人们实在无法知道，新加坡的地方竞争是否会比香港更自由。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经济与国内受保护经济的反差，在这两个地方一样地明显，前者指出口制造商的经济，后者指大亨经济。比如，在香港和新加坡，银行可以在给予服务之前随意地让从事零售和小生意的顾客排上一个小时的队，还要向他们收取费用。这在其他经济发达国家都没听说过。香港的银行要求店老板准备好所需的零钱。新加坡的银行垄断共有基金的销售，而银行职员却对该产品知之甚少。尽管香港地区和新加坡到处都是豪华的摩天大楼，但银行消费者所体验到的绝不是进入高楼大厦时所期待的。

食利者，过去与现在(1)

寻求核心现金流量就是去获取垄断或者少数人控制的许可证，不管东南亚教父在哪儿经营都一样。主要不同之处是独立后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政府重新分配了这些权力，而新加坡政府却紧紧抓住了这些权力，除了一些银行和房地产权力；在香港，自20世纪70年代大亨们开始挑战和接管英国商行起，这些权力逐渐地转移了。但最根本的是，每一个地方都见证了仿效瓜分殖民地经济权力的演化过程。1991年，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评论者极为简洁地评论该地区最有成就的大亨郭鹤年说:"郭鹤年使东南亚的食利体制现代化了。"这就是其他教父所做的事。

在这一过程中，大亨们贿赂了许多人。该地区的一位亿万富翁在接受不作记录的采访时，冷冷地向作者描述为了得到一种在国家独立后盛行的重要许可证，他贿赂了一位首相。作者开始一怔，后来才恍然大悟。当然，他说他总是把贿赂说成借贷，在半个世纪之后，他还能回忆起准确的数字。一位在东南亚好几个国家拥有生意的华裔大亨就他所认为的本地政客的贪污文化尖刻地说:"他们每周都花大把的钱来公关。请你吃饭，请你玩女人 只要把你伺候周到就能得到一切。他们就是这么想的。"但是这个人同样谴责他要对付的殖民政体的不公平。他也谈到了香港"不恰当的做法"，如：政府高官和香港汇丰银行高级职员竟在赛马场的私人包厢商议有关事项，英国的大商务企业和殖民政体之间密切的关系。他举了彭励治作为例子:彭励治由英国商行太古集团公司的总裁变成了香港的财政司长。任职期间，他向香港的立法委员会宣称香港只能有一家合法航空公司。这家合法的航空公司就是国泰航空，是太古集团的主要公司之一。彭励治1986年离开政府回到伦敦太古集团总部工作。邓莲如女男爵走的路和他极其相似。1963年邓莲如加入太古集团，后成为香港行政委员会的高级会员，再后来她又去了伦敦的太古集团总部。

香港和新加坡很早就仔细筹划了防止商人和政治权力公开勾结的方法。香港有立法委和行政局，营造了代议制政府的气氛，虽然事实上立法委和行政局已被未经选举的大亨所占据。在新加坡，政府机构中的有权人和大亨的关系被笼罩在更大的迷雾之下。一个也许明显的并可以追溯到殖民地时代的关联，就是受惠的家庭通过当地的慈善机构来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邵氏基金(1957年由邵氏兄弟设立)和李氏基金(1952年由李光前家族设立)就由此建立。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那些在英国人或他们的继承者李光耀统治下而幸存下来并发达的大亨，从不从事慈善活动提高自己的形象。走私起家的郭芳枫及其儿子郭令明曾寻求获得新加坡银行执照以获得所需的核心现金，但遭到了拒绝，因此他们从不出资设立基金会。

其他地方的商业与政治关系更是赤裸裸。苏哈托把他和他家族控制的慈善基金会当做收集几百亿美元贿赂的载体。但是想要生存的教父深谋远虑，他们不只是贿赂、傍上一个主要政客。许多大亨把宝押在一个政客上，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林绍良不可避免地成了反"KKN"(印度尼西亚语"korupsi，kolusidannepotisme" 腐败、勾结、裙带关系)的首要攻击目标。暴动的人直奔他北方的家，洗劫了他的家，并在他家门上写下了"苏哈托的走狗"这些字。泰国的陈弼臣在1957年沙立将军政变后逃到了香港，因为他害怕他与被驱逐政权的亲密关系会对他的生命造成威胁。在马来西亚，所有与财政部长东姑拉沙里或副首相安瓦尔·易卜拉欣太过密切的商业集团都遭受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因为前者1987年挑战马哈蒂尔争夺巫统的领导权，后者10年后被马哈蒂尔结束了政治生涯。当一个马来西亚大亨被说成是"安瓦尔的孩子"或"戴姆的孩子"(戴姆·扎伊努丁是财政部长)

食利者，过去与现在(2)

时，这往往是败落的先兆。真正伟大的教父从来不允许自己仅仅支持潜在政治势力中的一方。

两个最富有的马来西亚人郭鹤年和阿南达·克里斯南，对所有政客都八面玲珑，这绝非偶然。郭鹤年的关系毫无瑕疵，部分是由于他的资历。郭鹤年在柔佛州长大，那时他父亲常与贵族出身的巫统创始人拿督翁主席打麻将。郭鹤年与拿督翁的儿子，马来西亚第三任总理胡先翁曾在同一所学校就读过，又与李光耀和马来西亚第二任总理阿都·拉萨是莱佛士学院的同学。这无可避免地让他了解了独立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所有发展中的机构。虽然有时会与李光耀和马哈蒂尔关系紧张，但是郭鹤年从不让他在新加坡的投资处于危险境地，也不会让他还拥有的对马来西亚软商品的垄断受到威胁。

阿南达·克里斯南更是了不得。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他是东姑拉沙里生意上的亲密合作伙伴，也是拉沙里的亲密朋友，他曾就创建马来西亚国有石油公司和锡矿开采的国有化向财政部长提过建议。1981年马哈蒂尔出任总理，克里斯南继续寻求支持，于1982年被任命为中央银行董事，1984年被任命为马来西亚国有石油公司董事。当拉沙里和马哈蒂尔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时，克里斯南仍然分别同他们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和他们一起度假，并照顾后者在国外的孩子。其他亲近拉沙里的巨头，如邱继炳，发现他们的后台在1987年巫统大选失败后，他们就受到了冷落。但克里斯南却没有。他照顾到了方方面面。1996年当拉沙里和马哈蒂尔要进行所谓的和解时，会面的地点就在克里斯南的家中。

与政客关系如此之好的亚洲教父并不多。克里斯南的杰作就是矗立在吉隆坡天际的88层的双子塔，是温柔操纵的登峰造极之作。克里斯南原已将核心现金流量投向马来西亚的外围博彩垄断，后来看中了吉隆坡市中心占地39公顷的雪兰莪跑马场俱乐部，要进行大项目的房地产开发。他带着自己呈交当局解决的事项找到了美籍阿根廷建筑师西萨·佩里。他要在那里建世界上最高的大楼，这与总理让马来西亚成为一个发达国家的"2020宏愿"不谋而合，而且设计还体现了伊斯兰建筑的元素，马哈蒂尔将难以抗拒这样的诱惑。马哈蒂尔被说服了，至今他还在其中一幢楼的顶部保留了巨大的鱼碗形的私人办公室。从记载马来西亚注册公司的文件来看，克里斯南以3 78亿印尼卢比的总价获得了项目工地。但独立估价人马上指出其价值在10亿印尼卢比(那时约合3 85亿美元)以上。克里斯南以这一独立估价去抵押贷款，在马哈蒂尔的支持下，把马来西亚国有石油公司拉来进行现金投资，并使其成了招徕顾客的商户。结果，这位教父自己分文未掏，却获得了耗资13亿印尼卢比的48%的房地产开发权。然后他请来了日本和韩国的建筑公司，给马来西亚建一座纪念碑。

克里斯南在建立传媒和电信帝国时，重复了同样的手段，迎合了马哈蒂尔发展亚洲传媒业的幻想。在政府补贴的帮助下，他将马来西亚第一颗卫星送入了轨道。他成立了影视制作公司，制作没有"西方"影响的道德上健康的马来语节目，此类企业产生着巨大的利润。克里斯南获得了经营移动电话的唯一许可证，这使他成了移动电话这个领域里有名的大玩家。他仅仅垄断了非常有利可图的一小块卫星电视市场 向马来西亚的华人提供进口的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汉语节目。他得到了国营公司更多的现金投资；国家投资机构国库控股向他的卫星电视公司提供了2 6亿美元的资金，占了总额的15%。与其他教父一样，他根据总控键买入他需要的任何技术和节目。

"关系"的真正发源地(1)

汉语"关系"一词，意味着"联系"或"交往"。在亚洲，这一词语被大量用来简称与有权人的且能给工作带来方便的个人联系。"关系"有行贿受贿的含义。在中国，它被过于滥用了，因为该词本身只表达找到合适的人，买通他后，就万事大吉了，这词的简明意义与中国辽阔的国土、复杂的文化极不相称。不了解这一点的外国商人，会花费很多时间去讨好那些无权给予他们想要的特许经营权或交易的政府官员。东南亚不同，它更像人们期望中的"关系"世界。苏哈托、马科斯、马哈蒂尔等高级官员促成交易的现象依然存在，因此寻求同这些人的良好关系是一个理性的商业选择。

殖民遗产与本地政治精英(贵族的、因歧视而反商业的)和外来的经济精英之间的传统分离，使得东南亚成了"关系"商人的真正发祥之地。这些教父是出手大方的款待者和送礼者。当政治领导人或他们的家庭成员出国旅行时，那些大亨的家、旅馆和员工是供他们任意使用的。阿南达·克里斯南非常关注政客们以及他们孩子的私生活，可以说他的关注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拥有私人飞机、巨大的游艇，同时在瑞士、奥地利以及伦敦拥有住宅。对那些需要让他们一直保持开心的人，还会提供给他有报酬的董事职位。例如:在马来西亚，常规的做法是以股份和董事职位报答执政的巫统家人以及国家王室成员。林梧桐的博彩帝国从不对外透露马来西亚股东的姓名，因为信伊斯兰教的人十分讨厌赌博；他的主要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几乎都是名义公司。但是林梧桐根本无法掩藏他对与强大的马来西亚警察的密切关系的依赖。许多退休的警察在他那庞大的赌场继续工作着，而他的主要公司云顶集团的董事和总经理包括了前首席检察官兼国家警察局副局长。大亨郭令灿还请王室成员、马哈蒂尔的姻亲兄弟、前首相的子女及兄弟姊妹、副首相、部长担任他公司的董事。有时，大亨在有良好关系的人身上作长远投资，也会得到回报。2003年9月马哈蒂尔出乎意料地让位于阿卜杜拉·巴达维时，郭鹤年趁机推举林志华出任高官。林志华与巴达维曾是马来西亚大学的同学，后来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新政府执政后，其他商人试图挑战郭鹤年在糖类产业近乎垄断的特权，政府冷漠地回绝了要求改革的呼吁。

然而，大部分情况下，董事职位、免费或低价股票以及直接赠与都只是做生意的成本。商人需讨得政客的欢心，而有权人也希望捞回他们的政治投资。正如巴达维的一个政治秘书就马来西亚的体制评论说:"模板本身就是腐败。"然而，尽管东南亚的经济体制是腐败的，但它却比那种掌权者也想牟取商业租金的社会体制有效。东南亚与毁了许多非洲国家经济的盗贼统治者不一样。在大多数情况下，东南亚的政客只是把公共资源与经济权力卖给个体商人却不干涉商业的运营。当亚洲的专制统治者的行为更接近非洲的盗贼统治者 苏哈托当权的最后10年，他的孩子越来越肆意妄为 那么结果会更相似。

正常情况下，东南亚地区对政客的投资总是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前面提到的亿万富翁贿赂首相之后，得到了看似随意的好处。这与陈弼臣一个儿子的描述很相似：贿赂泰国政客和将军的过程非常体面，很"绅士"。圈外人不会那么自然地说这种话，但这位泰国大亨的儿子这么说时却毫无讽刺之意。他信·西那瓦出任泰国总理之前，泰国历史学家兼作家巴素·蓬派集和克里斯·贝克曾就关于政府相关工程的回扣标准咨询过他。他毫不含糊地回答说:一般是10%，但非常大的项目可能降至3% 5%。苏哈托当政时，印度尼西亚商人们谈论在进入的商业交易上应付的高额费用时，也是用相同的口吻；苏哈托的妻子 婷夫人，在商业圈里被称为"提成夫人"。印尼最大船舶公司的拥有者SudarpoSastrosatomo，把苏哈托用来收集回扣的基金会称为"平行的税收系

"关系"的真正发源地(2)

在东南亚的中央集权国家里，社会结构是建立在阶级上的，这使得该地区成为亚洲的关系中心。约翰·梅贝思 《远东经济评论》在印尼的资深记者，就独立和亚洲金融危机之间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调查了这个国家的领导层，他发现他们不是指向苏加诺，也不是指向苏哈托，而是指向了长期存在的封建传统，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罗斯音·阿卜杜甘尼，从共和国诞生起便是一个受人尊敬的政治人物，还担任过苏加诺的外交部长，他哀叹道:"在这些结构中，上层阶级只是在寻找进贡。"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出售特殊经营权和许可证的习惯从来没有中断过，独立之前、之后一个样。在荷兰人统治时期，印尼的"普里亚伊"贵族官僚一直拥有可出售的租金、资产和权力。马来西亚更是如此。马来西亚的很多地方不是英国的正式殖民地，从而把土地和其他许多宝贵的经济权力留在了不同的皇室家族手中。例如，郭鹤年早期的大宗房地产交易便不是与英国政府交易，而是与柔佛州的皇室交易。当殖民者离开后，他们所赠予的特殊经营权只是增加了当地政治精英手中的经济租金。在泰国，1932年的革命结束了君主专制，但提供租金的做法从未中断过，只是部分掠夺物到了平民官僚和军人的手里。美国殖民统治下的菲律宾，看起来有一个民主的政治体系，但当华盛顿逐渐下放权力给马尼拉时，腐败也是不断扩大；独立之后的菲律宾，腐败更是严重。虽然20世纪70年代前，新加坡和香港有着广泛收受贿款的文化，但赤裸裸的政治腐败在这两个城市与在其他东南亚国家有所不同，因为他们吸引地区资金靠的是比内地更"廉洁"、"稳定"。但是，这两个城市中的私人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勾结还是比人们通常想象的要厉害得多。

关系不是竹网制成的(1)

在东南亚，关系很重要，因为它们产出结果。但是当大亨忙于磨合他们与政府官员的关系时，一个关于教父之间合作方式的不可忽视的传说出现了，这就是关于"竹网"的传说，认为它存在于华裔大亨中，为他们提供着合作的地区关系网，这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用来证明这一点的是华裔大亨共同投资的不可否认的事实。亚洲商务杂志和一些学术著作常用图表解说他们的共同投资。但竹网的说法有误导性。事实上，大亨都是由于运营环境的本质而被迫合作的。基于许可证的经济要求跨境的投资者找到有政治影响的合作伙伴。卡特尔也需要合作。合作伙伴常常是华人，因为华裔移民在该地区拥有杰出的经济地位。但是华裔大亨也和非华裔人合伙投资、合伙经营。他们几乎都与跨国公司共同经营合资企业，以获得生产技术和管理技能。他们也与其他民族的大亨合作。竹网的说法过于简单，过于不切实际。然而在第一代大量移民时期，劳动阶层的华人依靠基于方言的关系网，那确实是竹网。世界性的大亨从来都没有被这样约束过。他们在不得不合作的情况下合作，但是大多数的时候他们竞争 最明显的是争先竞争政治上的恩惠。仔细观察一下，它们什么都是，就不是竹网概念所暗示的互助俱乐部。

印度尼西亚的林绍良和马来西亚的郭鹤年都是过去半个世纪最著名的大亨。他们之间的关系最能说明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有许可证保护的郭鹤年一直主宰着马来西亚的糖和面粉等产品。当他想进军产糖大国印度尼西亚时，他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他的印尼同行。林绍良对苏哈托的影响无人可比，苏哈托规定只有军队可以买卖糖，而军队很多糖的买卖都是通过林绍良进行的。郭鹤年鼓动林绍良游说苏哈托垄断小麦进口和面粉加工，利益与军队共享。在30年的时间里，郭鹤年和林绍良共同投资小麦和糖的贸易以及糖的生产。他们常被媒体称为主要的竹网同盟。两人祖籍都是中国福建的小镇，相距不过40公里。事实上，像许多大亨一样，郭鹤年和林绍良合作是出于无奈，是为了方便。20世纪90年代中期，郭鹤年卖掉了印度尼西亚小麦进口和面粉加工的垄断公司 波加萨利面粉公司，因为他认为林绍良和军方骗取了他大量的利润。当亚洲金融危机淹没了林绍良的帝国时，郭鹤年与林绍良的其他许多"朋友"给他的回报是拒绝贷款给他。一位名叫菲利普·普尔纳马的高级行政官，同林绍良的儿子林逢生一起力图挽救这份家业，他说:"在危机期间，当林逢生急需钱时，这个所谓的关系网要他支付70%的利息。"

作者与一位亚洲巨富共进早餐时，对大亨间合作的真正本质有了更清晰的了解。也许由于前天那场特别愉快的教父聚会 他只睡了五个小时 这位大亨竟出乎意料、毫无戒心地谈起了其他亿万富翁，而且他所谈及的亿万富翁都是圈外人士认为与他关系非常密切的。他先讲到了一位共同投资了半个世纪的伙伴，因为这个人"非常粗野"、"不懂世故"而终止了与其合作，还说这个人改信基督教只是为了讨好白人。另一个长期合作伙伴是个在他们的合资公司伪造账目的流氓。这位接受采访的大亨说那人曾经编了一个非常悲伤的故事，他说他在一笔船运买卖中损失了1亿美元，但这只是与合伙人讨价还价的一个手段，希望更公平地承担他们合资公司的支出。他以为他得到了额外的500万美元，但结果却发现那是从他下次红利中扣除的。他指责第三个长期生意合作伙伴带有明显的地方团伙(被认为是"黑手党")的缺点，而且这个人还是个好色之徒。但这些话至少好过这位亿万富翁对直接竞争对手的评价，他称他们一个是"娃娃脸杀手"，另一个是"眼镜蛇"。最近"眼镜蛇"给这位教父的儿子送了盒巧克力，这位教父建议他的继承人先把巧克力给狗吃，如果几小时候后狗依然活着，"再给他妻子尝试"。

西蒙·莫瑞在香港首富得到

关系不是竹网制成的(2)

香港和记后，被李嘉诚聘请来管理这个原英国商行。他回忆了了解教父之间关系的曲折过程。莫瑞任职后不久，收到了新世界集团董事长、亿万富翁郑裕彤的邀请函，请他见面随便聊聊。因为郑裕彤和李嘉诚是有名的高尔夫球和桥牌上的伙伴，这一切看似非常正常。但莫瑞向李嘉诚提及郑裕彤的邀请时，李嘉诚的反应却令他感到很惊讶。他回忆道，李嘉诚严肃警告他:"要提防这些人，他们几乎与我们一样聪明。"莫瑞解释说:"从理论上说，他们是朋友。"

从另一角度看，当大亨试图在生意上积极合作时，他们之间关系的真正本质要看结果。这与维持卡特尔或瓜分经济租金这种被动性的合作是不一样的。一个很著名的例子就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马来西亚的华人主要政党马来西亚华人公会创建了马化控股。马化控股是一个合作投资公司，面对政府支持马来人的扶弱计划，它承诺保护华人的商业利益。虽然这家公司吸引了将近3万华人投资者，但没有几个大亨愿意与之联系，他们宁愿直接寻找政府领导人解决问题。加入马化控股的卓越商业人士早就预见到了一个大灾难。20世纪80年代中期，集团公布了历史上马来西亚公司最大的亏损。集团总经理陈群川 林梧桐云顶集团的原资深经理 因欺诈罪被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关进了监狱。他私自将马化控股的资金转移到他自己的一家公司中。类似的大亨合作失败的事在香港也发生过，但少了点戏剧性。20世纪90年代早期，香港建立了一个中国投资集团 新中港集团，李嘉诚、何鸿燊、印度尼西亚的李氏家族和新加坡的贸易发展局都是该集团的合伙人。但准确地说，新中港集团什么成就都没有，因为它的富豪赞助者们不想一起工作，而且也不可能一起工作。

据拥有豪华酒店的艾德里安·泽查观察，关系在东南亚是很重要的，因为社会是由精英操纵的。他说:"如果你是一个开发商，很有可能策划人以前就是和你一个学校的。"确实，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的精英一般都来自那儿的少数教育机构(一般是原殖民教育机构)。但是关系的重要性不应与合作网的概念混淆。有抱负的教父们为有限的政治庇护而彼此竞争，这使大亨成了充满魅力的、利己的超级务实主义者。

核心现金、纵向一体化、随机的多元化(1)

竹网并没有使亚洲教父富起来，是那些来自非自由市场的核心现金流量让他们富了起来，那些现金流量也掩盖了许多商业上的失败。该地区首富李嘉诚得到香港港口的事实上的卡特尔中的大部分股份后不久，现金源源不断地流入他的腰包，使他摆脱了困境。1982年至1983年，全球经济衰退，同时伴随着当地政治震荡：因为香港回归中国的谈判开始了。楼价大幅度下滑，李嘉诚的核心房地产开发公司长江实业集团的收入也大幅度下滑。更糟糕的是，有传言说李嘉诚的私人公司严重亏损，而李嘉诚曾保证这些公司购买的房地产有最低回报。但这些都无关紧要。1984年3月，前英国商行、掌管李嘉诚的港口利润的香港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输出了共计2 56亿美元的红利，李嘉诚拿了大头(只有优先股有分红，普通股没有分红，而李嘉诚拥有大量的优先股)。他获救了。尽管李嘉诚常在香港新闻报道中被称为"超人"，但在他的投资事业中，既有不合时宜的买卖，也有经过长期痛苦的努力才能赢利的收购来的公司企业。20世纪90年代早期，他在英国、澳大利亚以及许多亚洲国家的移动电话及传呼机市场的投资上遭受了严重损失，但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他的橙子电话公司使他大发横财。后来李嘉诚又投资3G，但3G至今亏损严重。1987年，他转向了从事石油业的加拿大赫斯基能源公司，随后他又投入更多的资金增加了他的股份，但这次投资带来的却是连续几年的亏损和账面价值的降低。在这些投资过程中，来自港口、零售、电力以及其他香港卡特尔的核心现金流量保障了李嘉诚的各种扩张。这个地区的最佳投资者的经历说明了为什么只有少数竞争者能生存下来。

核心现金流量是教父的一个保险政策，也导致了大亨企业两个常见的特性。第一个是围绕垄断或寡头独占的纵向一体化。在20世纪50年代，霍英东获得了香港进口中国大陆黄沙的垄断权，他马上购买了运沙船和储存沙土的仓库。其他垄断者甚至做得更绝。让我们回到先前讨论的糖业垄断，郭鹤年的公司几乎包揽了与糖有关的一切业务:产糖原料的种植、糖的提炼、包装袋的制造、糖的交易、糖的买卖、糖的运输等。因为郭先生有效地垄断了马来西亚糖的销售，想到投资与之相关的行业是很自然的事。纵向一体化的诱人之处还在于它能使大亨们相当自由地调控生意的特定阶段的盈亏。例如，可以提高货运费，从而把赚头转到船运 一项离岸的免税行为 之中。在香港，上市的房地产公司都处在有效的卡特尔运营机制下，掌控它们的家族都有自己私人的建筑公司。理论上，这为从上市房地产公司中攫取利润提供了很好的机制。因为建筑公司是私人的，根据香港法律，无须公开账目。

垄断现金流量的第二个影响与我们直觉所认为的有点儿相反。围绕着纵向一体化的卡特尔企业为他们创造的大部分现金，教父们肆意扩展多元化经营。他们几乎每个人都经营着一个集团公司。对于一个顶级的巨头大亨来说，操纵三四百个私人公司和将近二十个上市公司是十分正常的。这部分反映了以许可证为基础的经营环境的特质，在这种环境下，竞争国家被限制，因此要抓住任何新的商业机会。同样，我们将在第四章里看到，小股东也有微弱的影响，因为他们更喜欢那些能赚取最大限度金额的、业务更集中的上市公司。还有一个因素刺激着教父们在不同司法管辖内拥有许多不同资产，那就是以防他们国家的政治风云突变时对他们不利。但最主要的是，多元化经营是因为钱和信贷来得太容易。和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当东南亚的大亨们拥有像喷泉一样喷涌而出的现金时，他们愿意去尝试各种各样的事。各种族的人都是这样的。马来西亚华裔郭令灿与泰米尔裔阿南达·克里斯南并无多大的差别。前者有19个上市公司，经营范围从银行、空调到半导体、房地产。后者的经营范围

核心现金、纵向一体化、随机的多元化(2)

包括动画制作、通信、发电、博彩业、石油与天然气开采以及房地产等。同样，他们与从事多种经营的英国太古集团家族也无太大的差别，后者的生意包括垄断航空业、船运业、零售业、软饮料加工和口碑极好的位居香港第二的房地产卡特尔。总之，垄断鼓励着垄断者们把钱投资到周边的任何一个领域。

【注释】

2006年，澳门成了最大的赌城，营业额几乎达到70亿美元。

1934年，政府通过了黄沙条令，使当地黄沙成了垄断行业，并打击所谓的"偷沙贼"，致使香港本地沙不能满足建筑所需。自那时起，与新加坡的黄沙来自印度尼西亚一样，香港的建筑用黄沙一直来自中国大陆。要使建筑物持久耐用，建筑用沙里不能有海盐。

这一特权由大马彩拥有，然后由克里斯南的私人公司UsahaTegas拥有。

保罗·D·胡奇罗夫特:《肮脏的资本主义》(1998)，第133页。

里卡多·曼纳帕特:《有的人就是精明》(1991)，第344页。

《华尔街日报》，1997年7月8日。

见香港消费者委员会1996年报告中的附录9。

作者采访，于2005年2月8日。

非正式采访，于2004年10月14日。

顾汝德的《香港政经 公益与私利的冲突》(2005)中对纺织品配额限制有详尽的讨论，包括第127页。

香港付货人委员会的数据表明，香港收取的码头操作费比德国多两倍以上。

越来越多的港口业务转入中国大陆，但李嘉诚在重重保护的中国港口部门还是保住了主导地位。他的子公司，主宰着包括上海和广东的盐田集装箱码头在内的装卸设施。

作者采访，于2005年3月15日。苹果速销网站由特立独行的零售、出版大亨黎智英创建。黎智英是该地区唯一参加民主竞选的亿万富翁。西蒙评论怡和集团对苹果速销网站的策略时说："如果在美国，他们要坐牢的。"

作者采访，于2005年2月。莫瑞曾是集团总经理。

同注，第185页有详细的讨论。

移动通信市场多了6个经营者，话费降至世界最低。

《标准》，香港，2002年7月15日。

笔者当了很长时间的《中国经济季刊》编辑，知道皇后大道上的汇丰银行的小户营业中心会让顾客排上两个小时的队，而无须对此负任何责任。避免排队的唯一办法是讨好管排队的人，因为他们桌子里藏有票子，可以让缺乏耐心的人插队。

有成百上千万港元现金余额的老百姓被安置在地下室里，而富豪们却在诺曼·福斯特勋爵设计的豪华的汇丰总部大楼顶层的私人办公套间和宽敞的董事会会议室里享受银行的服务。

非正式采访，于2004年3月。

非正式采访，于2004年10月14日。

彭励治告诉立法会:"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线路上选派一家以上的香港航空公司必须基于这样的情况，即更多的竞争会有利于公众，而且有足够的运输量维持一家以上的香港航空公司的实际运营。现在，来往香港的最繁忙线路已由几家运营商很好地经营。因此政府决定，受目前安排的限制，一般情况下，香港航线的选派会限定在一家航空公司经营一条线路。"参见《香港立法局议事录》，1985年11月20日。

马哈蒂尔采用各种手段，包括死亡威胁和贿赂群众，赢得了堕落的巫统选举，虽然1479票中，他只得了43票。然后他免去大法官沙烈·阿巴斯及5位最高法院法官的职务，扫除了各种司法障碍。接下来他又无情地清除了与巫统元老东姑拉沙里有关系的政商界人物。见艾德蒙德·特伦斯·哥梅兹：《东亚政治商务》(2002)，第62页。

苏哈托时期，印度尼西亚把这种现象称为"吉南加尔的孩子"，源于吉南加尔·卡尔塔萨斯米塔。吉南加尔是保护原住民大亨的主要内阁成员之一。

这些人都在这两年出生:胡先翁和阿都·拉萨生于1922年，李光耀和郭鹤年生于1923年。

这一部分

核心现金、纵向一体化、随机的多元化(3)

基于公开可得的文件、笔者所有的私人资料以及2004年在马来西亚的非正式采访。

这个项目的小册子上说："达图·斯里马哈蒂尔·宾·穆罕默德总理为马来西亚制定了经济蓝图，我们要在2020年成为工业化国家。现在这个多民族的和谐国家已经团结起来为 2020宏愿 而努力奋斗。"

高耸的伊斯兰建筑双子塔直接取代了35层的大地宏图大厦。大地宏图大厦1984年建成，是马哈蒂尔当总理时第一个最得意的建筑物。政府的老摇钱树 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马石油)，一直是这两个大厦的主要租赁者。当然，双子塔比大地宏图大厦高出一倍多。

建筑师西萨·佩里还设计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二期，该建筑物2003年完工，是香港最高的建筑物。

非正式采访，于2004年1月28日。他非常强调"模板"。

非正式采访，于2006年3月23日。

巴素·蓬派集和克里斯·贝克:《他信:泰国的政治生意》(2004)，第42页。

作者采访，于2005年3月10日。

《远东经济评论》，2002年8月1日。

这导致香港在1974年建立了廉政公署，聘请英国侦探进行管理，这些英国侦探的热情促使莫瑞·麦理浩爵士1977年宣布大赦所有行政机构里的文职人员，对以前所犯的罪行不再追究，除了"罪大恶极的"。1977年完全腐败的香港警察官员竟企图袭击廉政公署总部，因为同行中越来越多的人被逮捕。葛量洪爵士任总督时(1947 1957)，香港的腐败可能达到了顶峰，但20世纪80年代前腐败一直都很普遍；不用说，政府高级官员中，没有一个被起诉。新加坡李光耀采取的反贪污受贿措施包括给予行政机构里的职员世界上最高的工资，以减少受贿诱惑。香港行政机构里的职员的工资也非常高。

作者采访，于2005年3月10日。

非正式采访，于2004年3月14日。

作者采访，于2004年10月11日。

作者采访，于2005年3月4日。

第四章如何成为教父之三：构建一个机构 "奴隶头目"与鬼佬随从 

"如果有人跟你说他辛勤工作富了起来，问问他 为谁工作？ " 唐·尼尔森

一个教父的工作有多辛苦呢？这是一个引起人们兴趣的问题。普遍的看法是他们工作很多小时，一般普通人是没有能力做到的。董建华 船王之子，也是香港的首位行政长官，经常在公共场合说起他马拉松式的长时间工作，最终宣布由于工作日一直工作长达16 18小时，身体健康受到了影响，不得不辞去行政长官一职。人们都知道包玉刚、李嘉诚等大亨天不亮就起床，根本没有"假日"这样的概念。

序

一个教父的工作有多辛苦呢？这是一个引起人们兴趣的问题。普遍的看法是他们工作很多小时，一般普通人是没有能力做到的。董建华 船王之子，也是香港的首位行政长官，经常在公共场合说起他马拉松式的长时间工作，最终宣布由于工作日一直工作长达16 18小时，身体健康受到了影响，不得不辞去行政长官一职。人们都知道包玉刚、李嘉诚等大亨天不亮就起床，根本没有"假日"这样的概念。

教父们花费许多时间在工作上，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他们工作日的性质不同于一般的管理者。一位新加坡大亨的财务主管，也曾经管理过一个著名的印度尼西亚家族企业，他意味深长地说:"他们真的努力工作吗？他们只是在为他们的人际关系而工作 " 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在西方管理术语中，教父们通常被看成是总经理。但现实中，他们的行为更像是压力很大的主席:制订策略，做好买卖，交际应酬，但是最终把主要内容连同实施的一连串细节都交给别人去执行。在一个关系、政治势力和许可证比企业的内在办事效率和国际竞争能力更为重要的商业运行环境中，这是不可避免的。教父们与他们的相关后勤人员会花费大量的时间确保大亨与占支配地位的政治领导人的合影挂在他们办公室的墙上（并把失势的领导人的照片拿下来），组织打高尔夫，把大亨的家、游艇、酒店供他们要讨好的人任意使用，解决领导人任性的孩子的问题，到处送礼。

圈外人中的圈外人(1)

打高尔夫是商务与社交融合的基本内容，金融界的教父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玩这个游戏。例如，香港那些顶级大亨 李嘉诚、郭鹤年、郭氏兄弟、李兆基、郑裕彤 全都是高尔夫球老手，他们中有些人（在中国内地）拥有私人高尔夫球场，以便在此能给他们的客人以不受干扰的接待。亚洲的独裁者也是高尔夫球的狂热爱好者。苏哈托每周必打高尔夫球；马科斯声称自己是所有世界级领导人中最深谙此道的(他的保镖们随时待命，准备在他失误时将那一击救出障碍区；玩伴们揭露说他从来都占据最有利的位置) 。高尔夫是亚洲地区促成大生意成交的最好的社交润滑剂。因此，打高尔夫也成了工作的一部分，就像参加与生意伙伴和政客们的婚礼或葬礼 香港人所谓的"红白喜事"(红是中式婚礼的颜色，白是葬礼的颜色)，请客吃饭(生意常在饭局中谈成，因此教父们几乎从不在家里吃饭)，无休止地举办晚宴和聚会，这些也全都是工作。

因此，教父的一天通常很长，塞满社交事务。亚洲首富李嘉诚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早上6点前起床，从香港岛南部深水湾道的家出发，下山去附近的九洞高尔夫球场并确保能在7点以前打出第一竿。他可能和住在香港高尔夫俱乐部附近的亿万富翁一起打球，也可能和他公司里的某个高级管理人员打球，亦可能和一个他想作出判断的新生意伙伴打球。10点李嘉诚到达办公室。自从位于中心商务区的70层高的长江中心落成之后，他的办公室就一直在那座用铬与玻璃建成的塔的顶部，那儿几乎被一个顶部缩进的游泳池占满了 。李嘉诚做的第一件事是查阅报刊，看看有没有和他或他的公司相关的报道。他用英语和别人交谈，但喜欢阅读中文，因此，英文报刊中的有关部分在他到达之前就已翻成了中文。李嘉诚也很关注经纪业对他公司的评价，那些激起他怒火的撰稿人将接到他助手的电话或是收到他的律师函。前面提到过，哪家报纸使他难看，他就会撤销在那儿的广告。李嘉诚会拿着文件、信件，打电话给一至数个高层管理人员或者直接召他们前来商谈。公司里的电话系统让这些人知道这是大老板的电话。上午11：30，李嘉诚开始做按摩。此后，还要去处理更多的管理事务，13：00吃午餐，当然是工作餐。午饭后，李嘉诚在办公室里工作两个小时，16：00回家。在17：00，他很可能会再做一次按摩，之后，也许会在18：30与生意伙伴玩纸牌。最终，商务晚宴后，于22：00就寝。这样日复一日地循环下去 。

把一切都算为工作的话，李嘉诚和其他教父可以说一天工作16小时。但是他们公司的实际管理以及落实打高尔夫或吃午饭时谈成的生意的任务，都落到了经理身上。这样的经理有很多，但是在大多数大亨帝国里有一个明确的人担当此任，他可以被称为"奴隶头目"。当教父想要别人去做什么事情时，第一个叫到的就是这个人。李嘉诚的"奴隶头目"是坎宁·福克。他是个有点超重的主管，留着灰白的布丁碗似的发型。在公共场合中，他有时会双手递给李嘉诚一部移动电话，这是亚洲一种表示敬意的行为，人们常常这样递交名片以示尊敬。坎宁·福克承担着大大小小的事务。一方面他要监督李嘉诚的超过200亿美元的第三代移动电话的投资，另一方面，他还要痛骂建议出售李嘉诚某一公司股票的证券分析师。保罗·麦肯兹，里昂证券资深分析师，曾经遭到坎宁·福克的痛骂，只能惊异于坎宁·福克还能找到时间骂他。他说:"你会认为坎宁·福克有更要紧的事情要做。" 然而，"奴隶头目"的工作是了解老板的怪想法，使之成为现实。坎宁·福克特会恃强欺弱。香港的一个消息提供者回忆在午餐中听坎宁·福克谈论商业交易，李嘉诚的人还没提及对方，他就说:"他们必须按照这个原则做事，否则我们就压垮他们。"那人说，坎宁·福克说这话的时候，"真的很像《

圈外人中的圈外人(2)

教父》里的情景" 。

"奴隶头目"是一个在艰难中度日的人。他们有优厚的报酬 坎宁·福克也许是除美国境外报酬最高的管理人员，一年能赚约1500万美元 而他们每天除了伺候和听从他们的主人外，什么都不做。坎宁·福克很少在凌晨2：00之前睡觉，而且要在李嘉诚到达之前先到办公室。在香港，李嘉诚的财富劲敌是李兆基。而李兆基的"奴隶头目"是恒基地产的副主席林高演。林高演在浅水湾拥有一座大房产(根据香港标准)。但是他几乎从来没有在那里住过，因为他大多数时候是在香港岛另一边的梅道上的公寓里过夜。他这样做是为了离随时可能召唤他的老板近一些。超负荷工作严重损害身体健康，这是"奴隶头目"面临的主要危害。马来西亚大亨阿南达·克里斯南的"奴隶头目"是印度人拉尔夫·马歇尔，一直很尽职，尽管前几年他的心脏动过手术。一位认识克里斯南的投资银行家描述他对待马歇尔的态度，那简直就是连续不断的欺负。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提供消息的人说了这么一件事:在欧洲的克里斯南决定打电话给马歇尔，只是为了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有人提醒他吉隆坡这时是凌晨3：00，克里斯南回答说没关系，并且打电话给了熟睡中的助手 。当马歇尔跟笔者说"我只是个办公室里的勤杂工"，他是半开玩笑半当真的 。郭鹤年的"奴隶头目"理查德·刘有时会因为工作压力过大而掉泪。他于２００２年中国新年那天猝死在吉隆坡的国际机场。理查德·刘的猝死迫使郭鹤年回到日常管理工作上来。

熟悉"奴隶头目"的人说他们的工作动力并不只是他们的薪水，而是拥有权力的感觉与接近教父。权力带来的战栗比非个人的跨国公司更加大，特别是由于大亨的地位更直接地与他们的政治势力有关。然而最终，"奴隶头目"的地位只是一个幻景，他可能会有股票期权，但是企业的控制权永远不会落到他们手里，大亨只会把企业的控制权传给自己的下一代。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忍受着一个反复无常的雇主的幻想，但却一无所获。

圈外人中的圈外人

"奴隶头目"几乎肯定是亚洲人，和大亨同种族，能说同样的语言并且完全融入了大亨的家庭。现代教父的管理干部中的另一种人则完全不同，他们是圈外人，是外国人，通常是欧洲人或美国人。留用这些人体现了某种历史的对称性。在殖民时期，西方银行和贸易商行依靠买办来调解和当地人的生意，这是一个有着巨大利益的职位，很有可能得到贿赂和合法的佣金。何鸿燊了不起的叔叔何东爵士，是怡和控股里最大的买办，也是被允许在太平山居住的第一位华人。李国宝爵士的外祖父，是太古集团的买办。现代教父根本不像殖民者依靠买办那样依靠圈外人。现代教父更具有世界性，一般都留过洋，会说英语。但是，圈外人仍然是东南亚重大商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大亨们需要他们的专业技术能力，或需要他们扫清家族企业碰到的政治问题。

19世纪后期，像印度尼西亚的黄仲涵这样的大亨已经开始雇佣欧洲的工程师去帮他操作进口的器械。但是独立后，教父们的需要更加复杂。他们突然与政治势力结成联盟，拥有排他性的许可证，能够买下或强行夺取原殖民地的全部商业利益。随着势力的不断壮大，他们需要了解全球市场和全球资本。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所谓的鬼佬随从(广东话"鬼佬"的意思是"鬼子"，常用来指外国人，较为委婉)。教父们的部分随从除了运用专业管理才能外，并不做其他什么事情，但另一些随从却是道德不健全的人，随时准备为教父干些不体面的事。瑞士联合银行(瑞士一家投资银行)的亚洲分行行长、久经锻炼的罗德尼·沃德就该地区独立后的不道德商业评论说:"鬼佬们不只是贪婪成性，而且还不承认这一点。"

移居海外的英国海盗查尔斯·莱茨是最早的鬼佬随从之一。在西班牙内战中，他与共产主义者并肩作战，后

圈外人中的圈外人(3)

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泰国的共产主义者并肩作战。会说泰国话的他被日本人俘虏，关进了监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在总部设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香港怡和集团工作。但是独立后，他工作的英国商行和冷傲的富商凯撒克家族不能适应新的商业环境，这使莱茨非常沮丧。他建议邀请当地的商业新秀加入董事会，却遭到了断然拒绝。莱茨与东南亚的新兴大亨郭鹤年、郭令明等都是朋友。20世纪60年代，他成了最早的跨越种族界线的外国交易商，与李莱生合作。李莱生的父亲是有名的华籍马来西亚锡矿主，当时正要进军林业种植。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后，英国公司开始廉价出售农庄，而1970年出台的"新经济政策"更是加快了这一进程。虽然"新经济政策"是为提高马来人的经济利益制定的，但实际上它却损害了原殖民势力的商业利益。莱茨与李莱生合伙，他们配合默契有效，李莱生搞定莱茨想要的地皮和生意，莱茨去伦敦谈条件。李莱生成了马来西亚最大的私人种植园主，主要经营橡胶，后来还经营棕榈油；而莱茨却毫无疑问成了侨民机构的异类。莱茨现已近90岁高龄，仍然每天去新加坡的办公室上班，仍然是李氏家族控股公司的董事。

随着大英帝国统治的崩溃，影响力渐大的东南亚教父自然而然地找有才能的外国人以供他们使用。郭鹤年雇佣了众多的顾问和主要员工，其中就有伊拉克籍的犹太人雅格·巴拉斯，担任新加坡证券交易所的主席；保尔·布什，马来西亚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现在的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的英国高级会计师；欧化了的苏门答腊岛籍的华人叶派特（音译），原在殖民地的印度尼西亚为荷兰大贸易公司工作，后来成了在该国发展急速的郭氏利益集团的主要经理。只要大亨信任外人，雇佣不同国籍的有才能的人会带来无数的好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大亨并不能真正信任外人。家族企业很容易怀疑外人，尤其是鬼佬。毕竟，一般的大亨都有很多需要保守的秘密。但是，有一个教父比任何其他教父都更清楚地意识到，一个有丰厚报酬的鬼佬和亚洲人一样可以信任。这个教父就是李嘉诚。西蒙·莫瑞已经为李嘉诚的香港和记黄埔有限公司工作了10年，他评论说:"李嘉诚是一个完全无种族观念的人，他看人是看他们身上所具有的价值。"

"鬼佬王国"(1)

20世纪70年代，李嘉诚就开始建立和英国侨民的重要联盟。1979年他控制了以前的英国商行 香港和记黄埔有限公司，随后，他马上吸收欧洲和北美的高级经理成为他的员工。香港杰出大亨、李嘉诚的前辈包玉刚，拥有莫瑞所说的"无形的鬼佬"，但是，李嘉诚将国际化提到了一个新水平。莫瑞说，李嘉诚自己亲自管理他的房地产企业香港长江集团，而香港和记黄埔有限公司就像一个"鬼佬王国"一样被经营着。鬼佬们集油滑、贪婪、专业于一身，但他们都很有用处。

与李嘉诚最早建立关系且关系最持久的人之一是杜辉廉。杜辉廉的名字现在已经成了百富勤集团倒闭的同义词，这个集团是1998年以前除日本之外亚洲最大的投资银行和经纪公司，因40亿美元的债务而破产。杜辉廉因为管理不当而导致百富勤破产，被禁止在4年内拥有香港公司的管理权。杜辉廉的父亲是股票经纪人，1972年为了摆脱报酬昂贵的英国侨民，雇佣当地人为维高达证券行(那时英国所拥有的最大的经纪公司之一)的员工，把他送到了香港。那时，那里的经纪业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杜辉廉执笔撰写了他宣称国际经纪界给出的第一份有关中国香港公司的报道。这家公司就是李嘉诚的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杜辉廉后来告诉百富勤的员工，在文章公开面市之前，他发送了一份报告的复印件给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之后，李嘉诚的下属致电给他，指出了报告中的一些细小的错误，于是，杜辉廉便将这份报告全部重打了一份。这就是杜辉廉与李嘉诚长达30年的合作关系的开始，而李嘉诚则被杜辉廉公开称为自己"最亲密的私人朋友"。1988年，杜辉廉建立百富勤，李嘉诚就是它的投资者之一。

杜辉廉的股票经纪风格就像香港乃至整个亚洲的风格，如一头狂野的公牛。虽然在社交圈里非常有名，但对大亨来说，他却是个笨蛋。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热心于陈国安的建立在欺诈基础上的商业帝国，1981年11月份出版了赞扬佳宁集团的评论；在佳宁因为香港商业历史上严重的腐败丑闻而消失的前夕，他又肯定了维高达推荐的收购意见。

时常有传言说，杜辉廉与大亨的关系好得超乎寻常。1982年，据香港首家内部交易仲裁机构披露，在李嘉诚宣布接收和记有限公司前，杜辉廉指示他的交易商在24小时内尽可能多地买进这家公司的股票，而这些股票中的一部分属于杜辉廉的个人家庭账户。但他本人否认通过内部消息进行交易，并通过李嘉诚的证明而被宣布无罪。1991年初，原百富勤的分析师们说杜辉廉插手删去了一份研究报告中关于出售和记有限公司的股票的建议。"杜辉廉来到研究部门，自己改写了这份报告。"一位前职员说。现在还没有证据能证明报告中的修改与一项银行投资有关联，但这份报告透露出了杜辉廉的工作方式。他本人则拒绝对此发表言论。

1996年初，当百富勤建议出售和记有限公司的股票时，香港证券交易所充满了有人操纵股市的传言。股票价格下跌了13%左右，而李嘉诚则在此时进入股市，购买了大量本公司的股票。这会不会是百富勤在帮李嘉诚低价获得他自己的股票呢？声名狼藉的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的监察委员会一直袖手旁观，直到1998年百富勤倒闭时，才发表了对这家企业的评论。百富勤曾在1993年将交易订单外包给其他经纪公司操纵，致使它推向市场的公司股票异常活跃，它也因此遭到了严厉的指责。

百富勤的末日与其他任何不受保护的牛市操作员的末日无异。这家企业也无法在经济衰退中幸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百富勤受到了严重冲击，因为它把3/4的资本借给了两家道德更加败坏的印尼公司:一家是雅加达的叫做稳定平安的出租车公司，该公司与苏哈托家族有联系；另一家是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是教父黄奕聪的公司，也是该地区最大的债务拖欠

"鬼佬王国"(2)

者。这些钱都没有收回来。百富勤公司未能履行合约，所以于1998年1月关闭了公司。李嘉诚并没有打开他的钱袋拯救百富勤公司，但对于一个值得信赖的副手，他显示了标志性的忠诚。尽管有许多关于百富勤公司倒闭的负面舆论，尽管法庭禁止杜辉廉再管理公司，李嘉诚还是聘请他为香港和记有限公司的顾问，按时给他发工资。杜辉廉在此处待了下来，躲在香港和记有限公司大楼的顶层，办公室里到处都是20世纪60年代他年轻时当F3方程式赛车手的图片。当时的一场车祸让他在医院里待了四个月，结束了他职业赛车手的生涯。亚洲著名的股票战略家克里斯多夫·伍德是在百富勤公司做分析员起家的，他评论杜辉廉的一生说:"他不懂得如何拐弯。"

李嘉诚圈内的另外一个早期鬼佬是阿伦·约翰森·希尔。他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李嘉诚的"总助理"。阿伦·约翰森·希尔原先是吉姆·史莱特的史莱特渥克证券的管理人员。20世纪70年代早期，史莱特渥克证券在亚洲开始了一系列的收购狂欢，包括收购新加坡大亨胡文虎创建的虎豹集团。但是积极进取的史莱特渥克证券却破产了，随后新加坡政府对它展开了调查。调查的很多内容都聚集到了斯派德证券，发现斯派德证券的股东都是虎豹集团的资深高级管理人员(阿伦·约翰森·希尔也是其中一员)，还发现斯派德证券公司是为了收购虎豹集团和其他公司而建立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虎豹集团的一位经理理查德·塔林，1979年10月在新加坡被判入狱。但很多经理没有受到控告，阿伦·约翰森·希尔便是其中一个。但是，人们还是怀疑他违法操作。香港首个内幕交易法庭指控为李嘉诚工作的他，在大亨宣布收购公司控股权之前不久，大量买入了和记的股票 17万股。阿伦·约翰森·希尔说，他是在李嘉诚告诉他收购消息前几小时买入了这些股票。他向法庭提供了书面陈述，但是并没有接受法庭的盘问。法庭决定撤销他的案子时，他已回到了欧洲，在法国买了一个葡萄园。香港人取笑说他葡萄园的产品是长江酒庄。

李嘉诚聘请英国人乔治·马格努斯后，他与虎豹集团的联系得以继续。马格努斯在政府对虎豹集团展开刑事调查后被聘为经理，管理新加坡的虎豹集团。虎豹集团公司购买了李嘉诚香港长江实业集团20%的股份作为投资，如果这些股份落入别有用心的人手里，李嘉诚的公司将成为被其他人接管的对象。1978年，乔治·马格努斯辞去虎豹集团总经理一职几个星期后，有人宣布那20%的长江实业集团的股份已卖给了李嘉诚。马格努斯后来又出任长江实业集团的执行董事，再后来升至副主席，同时还是李嘉诚几家公司的董事。他跟随李嘉诚25年，后来退休去了离温哥华不远的海岛，但他依然是长江实业集团的非执行董事。1986年，李嘉诚、乔治·马格努斯和长江实业集团的其他董事被香港第二内幕交易法庭指控"涉嫌参与非法的内部交易"。这项罪名涉及李嘉诚旗下的国际城市控股有限公司的股份交易，但他们只受到了象征性的处罚，因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此类交易在香港并不构成犯罪。

1984年，李嘉诚聘请了前香港怡和集团的经理西蒙·莫瑞出任香港和记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莫瑞有自己的贸易公司，在香港的生意场上极受欢迎和尊重。一些评论家认为聘请西蒙·莫瑞出任总经理说明了鬼佬们还有其他用途。李嘉诚最近强制性地要求香港和记有限公司的董事会支付2 56亿美元的特别红利，红利的大部分进入了长江实业集团，因为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房地产大崩溃的香港长江实业集团资金严重短缺。和记有限公司支付了这笔红利，尽管之前其总经理曾公开承诺和记有限公司不会成为现金提款机。此时，李嘉诚又被怀疑内部买卖国际城市控股有限公司的股票。在这种情况下，莫瑞承诺保护和记有限公司

"鬼佬王国"(3)

小股东的利益。他继续管理着和记有限公司，直到1993年，由于一系列的分歧 从经营策略到有关香港未来的政治观点 莫瑞离职了。李嘉诚一如往常，小心翼翼地确保与莫瑞的分离不会使双方太失望、太难堪。李嘉诚让莫瑞继续留在香港和记有限公司和长江实业集团的董事会里，并支持他创建私人证券公司。1984年那次特别分红事件后，香港和记黄埔有限公司3位经理被辞退了，但李嘉诚以同样的风格，支付了他们近300万美元，这在那时可是一笔不菲的金额。他们虽对李嘉诚的行为不快，但还是平静地离开了。

李嘉诚的事业飞速发展，更多外国人受聘从事高精专的任务。现在，两位英国人分别管理着他的港口和零售事务。一位加拿大人在香港和记有限公司任财政总监。不管鬼佬们做什么，李嘉诚对他们的使用是其他大亨所无法相比的。李嘉诚真正体现了世界性教父的风范。他自学而成的英语口语虽然不是很流利，但已经足够使他充分地和自己的鬼佬副手进行交流。然而，李嘉诚从来不在股东大会上说英语，也从不在记者围着他的特殊情形下说英语。在那些时候，他的身份完全是一个广东人(虽然，他明显地带有潮州地方的口音)。由于他与殖民地的大企业较量过并打败过他们，香港媒体30多年来一直将他捧为社会名流，并称他为"李超人"。因此，李嘉诚也会腾出时间来接受那些他喜欢的广东记者的采访。而那些对他没有表示足够尊重的外国和英文媒体，很少有机会接近他。

如果说郭鹤年是一个善于融入周围地区不同精英文化的能人，那么李嘉诚就是一个善于用人的领导者。他在使用鬼佬方面有着杰出的才能。不管是从香港的殖民政府那儿获得特许，还是处理和香港汇丰银行之间重要的关系(见第五章)，也不管是招募一名无道德的"走狗"，还是雇佣一名具有专业技术的人才，李嘉诚没有明显的种族上的偏见。殖民地的种族偏见历史和中国例外论在该地区造就了各种各样的种族恐惧症，因此李嘉诚的做法并不常见。正如彭定康 香港的最后一位总督所评论的:"他不会让那些有利于英国商行的优势搞得自己很痛苦。"李嘉诚只注意长远利益，注意什么能使他成为最终的成功者。彭定康又补充说:"他是我所见过的那类非常少见的、具有特殊才能的企业家。"

但是为什么要现代化呢？(1)

据分析，李嘉诚在用人、处理人际关系方面的技巧对他的事业很有帮助，这使他成为最富有的教父。李嘉诚的帝国里有许多来自跨国公司的管理人员，而其他教父只是聘请一个鬼佬装装公司的门面，几乎是在种族上提醒人们谁是真正的主人(在香港，有一个被某地区的大家族所雇佣的孤独的鬼佬，他只有部分时间有正经事干，所以有时间每日去写有关他活动的博客)。然而，我们不可以忘记垄断和卡特尔在为教父们创造财富方面所起的作用。在香港，一些投资银行推测，如果把当地土地政策和房地产卡特尔的另外两个受益者恒基地产的李兆基和新鸿基地产的郭氏家族的资产统计一下，有可能发现他们至少与李嘉诚一样富有。即使不比他富有，大家也都知道他们三家的净资产相差无几，当然这并没有考虑李兆基和郭氏家族只是把他们的大部分利润再次被动投资，常常是投资海外。尽管李嘉诚竭尽所能聘请各国人才，努力打造国际集团公司，但那些依然在非自由市场牟利的人几乎和他一样富有。

总的来说，教父对人力资源管理的企业科学贡献极少。他们高额聘请"奴隶头目"和鬼佬随从，因为这些人曾经从事过全球贸易管理。但是在他们无计划扩张的庞大企业公司里，大部分职员只不过是拿着低廉工资的炮灰而已，因为东南亚长期压制工会活动，而且大企业需要时，还从国外进口更加廉价的劳动力，如新加坡从印度尼西亚进口廉价劳动力，香港从中国大陆进口廉价劳动力，等等。教父的企业从事的是获取垄断权，然后降低成本，而不是雇佣最好的人，以便在自由市场上接受挑战。与跨国公司相比，他们的管理系统相对较少、较神秘。最重要的是大老板的意愿。每一个大亨企业的中心是众多的秘书、一个"奴隶头目"和一批紧张的行政人员，等待着无法预测的人物发出下一个指示。

【注释】

非正式采访，于2005年3月7日。

里卡多·曼纳帕特:《有的人就是精明》(1991)，第83页。

实际上，长江集团中心大部分股权属于和记电讯国际公司，长江集团从没为冠名权付过费，和记电讯国际公司的股东应该对此感到不满。这也很好地展示了教父们是如何管理他们的帝国的。

这段依据的是大量的非正式采访。

作者采访，于2004年2月21日。

非正式采访，于2004年2月29日。

非正式采访，于2004年2月13日。

作者采访，于2005年3月7日。

作者采访，于2004年3月9日。

作者采访，于2005年2月8日。

作者采访，于2005年2月8日。

作者采访，于2003年3月15日。

非正式采访，于2005年3月14日。

见《远东经济评论》，1991年10月10日。

对杜辉廉公平一点说，汇丰银行 与佳宁业务往来的主要银行之一 那时给市场的信息是：陈国安的生意很好。那时汇丰银行由沈弼管理,他将是下一章的主角。

非正式采访，于2004年3月3日和2005年3月14日。

作者采访，于2005年3月15日。提起这件事，杜辉廉含含糊糊说了些法律审判和迫害前花旗集团董事长桑迪·韦尔之类的事。他还说与香港政府的"七年"官司使他身无分文。采访就这样结束了。

汉妮·桑德尔:《侨民大飞跃》，载《远东经济评论》，1996年5月9日。

伍德先生常讲的话。

这很容易发生。怡和洋行曾考虑购买股票，但亨利·盖西克认为李嘉诚作为商人缺乏一种持久的力量。他错得多离谱！

法庭的发现，见http://www.idt.gov.hk/english/doc/internation_city_report_vol1.pdf。

前面提到过，和记电讯国际公司的红利只付给优先股，所以许多小股民都没有红利。

约翰·理查森 和记电讯国际公司首席执行官 有一次在董事会上清楚地表达了他对

但是为什么要现代化呢？(2)

红利的愤怒，但从没公开过。

聘请莫瑞之前，李嘉诚一直想请杜辉廉管理和记电讯国际公司。那会是多糟的主意。

作者采访，于2005年12月20日。

海姆洛克的日记:http://www.geocities.com/hkhemlock/papers.html。

第五章如何成为教父之四：银行、贪婪的银行以及资本市场的乐趣 

我认为，对我们的自由而言，银行业机构比现役部队更加危险。 托马斯·杰斐逊，1802年致美国财政部长的一封信

除了拥有寡头垄断下的许可证与特许经营权之外，东南亚教父还需要另一个必备条件:获得资本的机会。在后殖民时代，由于三个发展，当地企业家获得"资本"第一次变得容易了。第一个发展，是当时银行在贷款做法上的变化；第二个发展，是与权贵有关系的大亨们被准许开设自己的银行，这种银行成了典型的贪婪的私人银行，虽然在这种银行里存的是他人的金钱；第三个发展，是该地区资本市场的发展壮大。

序

除了拥有寡头垄断下的许可证与特许经营权之外，东南亚教父还需要另一个必备条件:获得资本的机会。在后殖民时代，由于三个发展，当地企业家获得"资本"第一次变得容易了。第一个发展，是当时银行在贷款做法上的变化；第二个发展，是与权贵有关系的大亨们被准许开设自己的银行，这种银行成了典型的贪婪的私人银行，虽然在这种银行里存的是他人的金钱；第三个发展，是该地区资本市场的发展壮大。

在殖民统治下，最束缚当地商人的事情之一是取得合理利率的贷款。欧美银行对贷款给亚洲商业界没有多大兴趣，因为他们更喜欢给有信用证和其他证明的国际贸易公司提供资金，而当他们真的贷款给当地人时，贪婪的买办就要求获得回扣。当时在这个地区，已经有了几家华人和泰国人开办的银行，但他们在贷款时极其保守。因而，很多当地商人只能转而向传统的放高利贷的印度放债人借款。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起，两家更具进取心与创业才能的亚洲银行开始改变这种格局。这两家银行就是总部设在泰国的盘谷银行与总部设在香港的汇丰银行。

汇丰银行的由来 (1)

这个领域的开路先锋是陈弼臣掌管的盘谷银行。陈弼臣的父亲是潮州人，母亲是泰国人。他本人谙于商道，在战争时期还进行过黑市交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陈弼臣被招入盘谷银行。盘谷银行是在泰国皇室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但因经营不善濒临倒闭。起初，他在那里当买办，后来当了总经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陈弼臣在战后的泰国建立了与政治密切联系的商贸公司，而盘谷银行是最核心的。1947年军事政变之后，他增选了陆军元帅屏·春哈旺、警察总长炮·是耶暖等领导人家族为其公司的股东和董事，并重组了盘谷银行，使政府成了银行最大的股东。作为回报，政府向盘谷银行注入了大量的国家资本，授予他黄金和外汇交易的权力 几乎是垄断权，让他承担所有华裔工人的汇款业务，并且还保护他免于竞争，使他拥有庞大的客户基础。像所有最成功的教父一样，陈弼臣超越了华人群体的区域观念，吸纳泰国国立法政大学优秀的华裔泰国大学生(纯泰国人更喜欢在国家行政机关里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海南人布恩洙·鲁昂基特 。他在1957年陆军元帅沙立·他那叻发动政变之后，救了陈弼臣的命。陈弼臣马上聘请沙立为顾问，并且指定他的内务部长、陆军元帅巴普·乍鲁沙天为盘谷银行的主席，但是他与被驱逐的屏·春哈旺和炮·是耶暖的关系使他深感不安，只好离开盘谷银行，流亡香港，直到1963年沙立去世才回去。在陈弼臣流亡期间，布恩洙在精心挑选的管理干部的支持下，经营着盘谷银行。有一个事实很好地说明了这些管理人员如何有效地操纵了商界和政界：1980年，盘谷银行董事会出了三个泰国副总理和两个泰国议会议长 。但是这些管理人员也是有商业冒险精神的商人，他们在泰国引入了长期储蓄和农村信用贷款。

陈弼臣创建了东南亚最大的、并且是完全赢利的银行。1973年的国际货币基金报告说，盘谷银行的特权地位使它的资本收益率达到了100％(该消息由陈弼臣的副手提供) 。但是无可争议的是，盘谷银行里越来越多的存款在泰国是不能以最佳利率贷出去的。陈弼臣彻底变革东南亚银行业的地方是：他亲自往返穿梭于香港、新加坡、吉隆坡和雅加达之间，考察、吸引公认的新一代后殖民地大亨。有位亿万富翁回忆道:20世纪50年代末期，他获得了一份进口替代交易的许可证，急需资金，到处筹款。后来听到有关陈弼臣的事，他决定去拜访他。但陈弼臣却答复没必要 他来见客户。"对东南亚的中国商人而言，陈弼臣是个重要人物，"那位大亨如是说，"他打破了当时高度保守、高度殖民主义化的银行系统" 。

陈弼臣给予香港地区以外的重要大亨资金上的支持 马来西亚的郭鹤年、印度尼西亚的林绍良、泰国的谢国民家族，也支持着新加坡和香港的其他玩家。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的2/5的银行收入来自超过12个泰国境外的分行。大亨们对陈弼臣的印象很好:"他绝对是个有魅力的人 大概有六个情妇。" 陈弼臣旅居香港时熟悉他的一位亿万富翁怀旧地回忆道。另外一位则称他是"厚实的花岗岩" 。陈弼臣也是一个典型的非道德的大亨。通过向瘾君子炮·是耶暖以及其他涉足毒品交易的政客提供资金，他与泰国海洛因交易有密切的联系；据他的一位朋友透露，他的私人投资里还包含了相当一部分的妓院经营。

大亨们都是赚钱机器，因此没有人会对陈弼臣作出评价。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起，他的星光以及盘谷银行的星光，开始黯淡。陈弼臣在1988年去世前一直受着病痛的折磨，沉迷于酒色(尤其是白兰地酒)使得他的病情不断恶化；与此同时，只给华裔未来大亨提供资金的他没能把盘谷银行建设成一个有国际竞争力的银行。虽然他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所做的已经是具有革命意义的了，但这一切还不足以使盘谷银行一直保持上升趋势。陈弼

汇丰银行的由来 (2)

臣对于所有华人来说已经具备了一个银行家所应有的世界主义的意识，但还不足以去创造一个真正亚洲的乃至国际性的银行。而他去世后，盘谷银行的管理权落到了他的孩子而不是他所培养的管理者手上。陈弼臣，一位出色的社会变色龙，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民族同化和"泰国性"表现在他要以泰国方式进行火葬(中国传统是土葬)，由国王亲自点燃柴堆。而在他的鼎盛时期，他作出的承诺远不止这些。

汇丰银行的由来

深化金融改革的重任落在了殖民公司身上。1949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胜利，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放弃了其在上海的核心经营，退到了香港。香港人所称的香港银行（即汇丰银行）向许多到香港重新开始经济事业的上海制造商提供了资金。但是，从本质上说，它仍然是殖民银行。直到20世纪60年代，银行还在雇佣能够为当地商人的借款提供担保的买办。管理业务的几百位外国经理几乎从不会见华人企业家，也不直接对他们的信誉度进行评估。这些外国经理只处理其他移居国外的居民的金融事务。

但是，与家族控制的英国商行不同，香港汇丰银行的所有权很分散 它只允许每人至多拥有1%的股份，还有它的管理者可以一直升到最高职位。可能就是这点，促使战后主要管理者对新一代越来越显示出富有的华裔大亨产生了进一步的兴趣，并且支持他们接管已经削弱的殖民公司。一旦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当地教父作为香港最大的商人是汇丰银行发展的关键人物，种族偏见就消失了。20世纪90年代的香港政府的中央政策组的领导人顾汝德写道:"它(汇丰银行)负责将英国公司有序地、高利润地转换成了中国公司。" 但这并不意味着汇丰银行是一个完全自由市场主义者。它与殖民政府的关系是首屈一指的，这使得它处于唯一的特权地位。20世纪90年代中期，香港建立了香港金融管理局，但在这之前汇丰银行一直是事实上的中央银行 :发行货币、扮演着票据交易所的角色、无息使用银行系统中的盈余资金、替政府理财、了解其他银行的事务。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1978年，汇丰银行一直享有延期偿付权；20世纪90年代前一直受到利率卡特尔的保护；而且1965年在政府支持下，汇丰银行接管了当地一家银行 恒生银行。这样汇丰银行的存款金额大约占了香港存款的50%。汇丰银行的突出成就甚至比陈弼臣在泰国的盘谷银行还要大，像陈弼臣的盘谷银行一样，汇丰银行也把它自己的资本投资于它客户的企业或公司，还把大量的存款贷给客户。通过这种方式汇丰银行成了香港大亨的支柱。

香港战后的两个主要的大亨，一个是逝于1991年的包玉刚，另一个是李嘉诚，他们都是通过汇丰银行一下子从普通大亨变成了有杰出成就的大亨。汇丰银行与包玉刚的事情是这样的:汇丰银行决定与包玉刚一起投资航运，向他提供资金，从而使他成为世界领先的私人船只的拥有者。包玉刚来自内地富有的家庭，1949年和家人来到香港之前，已在制造业、保险业和银行业有了相当多的经验。包氏家族成功地带出了好大一部分家产去香港。20世纪50年代早期，也就是在1955年他买第一艘货船之前，包玉刚仰仗朝鲜战争，在殖民地的香港建立了进出口公司，做得十分成功。1955年进入航运业后，他渐渐体会到这是一项极好的投资项目。那时，日本政府为了扶植造船业，向外国人出售为期约8年、利率固定的出口信用证书，也就是贷款，共占造船成本的80%。同时，战后经济繁荣的景象意味着日本的大型贸易公司 综合商社，愿意签署长期包租合同，一般都是长达10年以上的合同，以获得雇佣廉价外国船员的外资船只。最主要的是，有可能让与贸易公司有业务关系的银行出具租赁者业绩的保证函，使租赁更加可靠。当这些东西都凑齐后，它们就构成了一桩大买卖。包玉刚能在日本造

汇丰银行的由来 (3)

船，用日本政府的钱来付大部分的费用，然后把它们长期出租给那些租金受日本银行保证的公司。租赁结束后，船就完全属于他了。正如他的奥地利大女婿、本格森环球航运 的董事长苏海文所说:"只有银行家的脑子才能看见利用政府的慷慨的机会。"

包玉刚的问题是他没有银行。他有能力支付新船20%的首付款，但是为了充分利用这次机会得到真正的好处，他需要更多的钱。汇丰银行决定支持他，这是至关重要的。在随后的年月里成为银行主席的杰克·桑德斯和盖·塞尔促成了这笔交易，因为他们在银行贸易财务部门工作时就对他有所了解。对移居国外的经理来说，直接与华商打交道是很不正常的。"他们仍然歧视有色人种。"苏海文说。但是，包玉刚自学英语、有银行工作经历并且还很富有，这就完全不同了。而在日本投资从来就不会亏损。汇丰银行继续向包玉刚提供资金，购置船只，后来又与包玉刚平等投资创办了三个合资航运投资公司。到1979年，包玉刚拥有了202只总载重量超过2000万吨船只的船队。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船队，远远超过了希腊奥纳西斯和尼阿科斯船队的总和。汇丰银行从与包玉刚愉快的合作中得到了相当大的利益。1971年，包玉刚成了汇丰银行的第一位华人董事，后来又成了汇丰银行的副主席。他的职位标志着一种新的趋势的开始 将会有更多的上升中的华人大亨加入汇丰银行董事会。

正是在汇丰银行的帮助下，包玉刚成功地侵入了其他一些英国人控制的生意，这确实动摇了香港有关机构的根基。20世纪70年代后期，包玉刚卖掉了大部分船队，为以后其他各种投资积累了大量的资金。包玉刚投资香港怡和集团旗下的香港九龙码头货仓有限公司且逐年扩大投资。1980年，香港怡和集团决定甩掉包玉刚，因此开出了收购香港九龙码头货仓有限公司的价格，包玉刚听取了投资银行部门瓦德雷的建议，从汇丰银行贷款，以超过香港怡和集团的出价收购了香港九龙码头货仓有限公司。几年前，华商根本不可能从香港怡和集团那里拿走任何东西。但是在汇丰银行的帮助下，包玉刚做到了。证券交易所同意包玉刚无须为他还没有拥有的香港九龙码头货仓有限公司的股份作出一般报价，这表明他已经成为真正的圈内人士了。1985年，他又控制了另一家英国商行 会德丰洋行。曾经不可一世的香港怡和集团被汇丰银行和华商的联盟吓坏了，20世纪80年代，他们花了许多时间进行昂贵的改革重组，以防止他们的利益受到进一步威胁。

那些所谓的高贵的商行应该感到恐惧，因为汇丰银行进入了最积极进取的发展阶段。20世纪70年代中期，汇丰银行用自己的资金加盟包玉刚的航运事务，对包玉刚的船行生意来说这笔资金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同时汇丰银行还拥有太古集团旗下的国泰航空1/4的股份，以及另一个陷入困境的英国商行和记黄埔1/5的股份。银行在处理这一最后投资项目时与教父建立了超过包玉刚的重要关系。

这件事情发生在最浮夸、最具争议的沈弼任汇丰银行主席(1977 1986年)期间。沈弼比前任领导人具有更多的处理交易和决策的经历。按照汇丰银行的标准，他是个华而不实的人，而且许多人说，他是一个贪婪无比的家伙。他给汇丰银行留下了看得见的印记 他请诺曼·福斯特设计，不惜一切代价建造了汇丰银行现在的总部，其造价比旁边的中式建筑的银行多出了四倍，虽然面积没它大。沈弼还很奢华地装修了银行为其提供的住处，香港山顶别墅"天比高"。出于战略性的考虑，他开始实施让汇丰银行全球化的计划。1980年他成功收购了纽约州北部地区的海丰银行，还收购了两家英国商业银行。他还试图收购苏格兰的英国皇家银行，但是没有成功。但是香港人记住他是因为他和李嘉诚的关系。当沈弼在没有竞标的情况下，直接把和记黄埔的控股权卖

汇丰银行的由来 (4)

给李嘉诚的时候，他认准了李嘉诚将要取代包玉刚，成为首席教父。

20世纪70年代初，汇丰银行对和记集团及其以前的子公司香港黄埔船坞公司进行救市，因而取得了和记集团的控股权。与25年以后的百利集团一样，和记集团在印度尼西亚从事高风险的租赁业务，因经营不善而垮掉了。汇丰银行向更名后的香港和记黄埔有限公司提供资金，取得了22%的股份，任命澳大利亚人比尔·韦利为经理，希望他能使公司恢复往日的辉煌。沈弼任汇丰银行主席两年后，他决定卖掉这个已经复苏的公司。但他没有向有明确购买意图者 怡和集团、太古集团或者当时的船运大亨包玉刚推销这家公司:前两者是两家最具影响力的英国商行，包玉刚则是汇丰银行的华人大亨合作伙伴。相反，他以非常慷慨的价格把香港和记黄埔有限公司卖给了李嘉诚。比尔·韦利估计，6 39亿港元的成交价还不到组成和记黄埔地产集团所有公司净资产的一半，还说他列出了会出更高价格的购买者。20多年后，韦利回想起说:"对李嘉诚来说，这不愧是一笔漂亮的买卖。这家公司的折卖价值比他出的价多出两倍以上。"此外，李嘉诚还获得了延期付款的特权，进一步降低了实际价格。

无招标的低价销售引发了许多问题。但是从战略水平上来讲，把和记黄埔地产集团卖给李嘉诚的决定并不是没有道理的。1979年，成功收购和记黄埔地产集团后，李嘉诚的长江实业集团已经是仅次于怡和集团的香港第二大房地产公司。此后，和记黄埔地产集团原有的资产确保了李嘉诚迅速上升为首席教父。他拥有了集装箱货港卡特尔的领导地位和香港岛上价值不菲的土地，百佳和屈臣氏使他在双头卖主垄断零售行业里的超市和药店也有一席之地(另一个是怡和集团)。简而言之，李嘉诚加入了香港经济那种舒适的殖民商业群体。他早已与汇丰银行有业务往来，但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依然按他们的方式行事。"李嘉诚对汇丰银行的支持，是把他所有的商业事务都通过汇丰银行来进行。"李嘉诚的一位高级管理人员说。随着汇丰银行不断加快吸收华人非执行长官的步伐，李嘉诚是继包玉刚之后又一位汇丰银行的非执行副主席。这向其他的教父传递出一个信息：银行也愿意为他们提供资金。

沈弼和其他重要玩家的关系也十分密切，比如新世界集团的郑裕彤。除了怡和集团的凯撒克家族，人人都很高兴。汇丰银行巩固了其在东南亚金融中心所占据的资金提供者的主宰地位；华人大亨们被允许充分发挥他们的潜能，强行进入殖民者的垄断行业；而当地经济最根本的卡特尔结构仍然保持完整。1986年沈弼退休时，李嘉诚借此将一个约1米高的新汇丰银行总部的纯金复制品作为告别礼物送给了他，以表示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在希尔顿酒店就餐的贵客对李嘉诚如此高调地表示感情惊奇不已。其中一位在场的客人开玩笑地说，雕像肯定会在沈弼的英国庄园里"熔化"掉。

充当新大亨的后台老板确保了汇丰银行在战后香港的重要地位。所有的大富翁，甚至像霍英东那样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在理论上结束了与英国机构的联系的亿万富翁，都与香港人简单地称为"银行"的汇丰银行有着主要的业务联系。当然，有了挑选胜利者的能力也并不能保证不犯错误、不干傻事。在沈弼任职期间，有位骗术高超的骗子居然骗了汇丰银行的主席。他就是在马来西亚出生、在新加坡破产的陈松青。陈松青于1972年抵达香港，而且在签证过期之后，又逗留了11年之久。凭着借来的钱，以及一些贿赂和厚颜无耻的行径，他创立了20世纪80年代早期香港"最热"的投资公司 佳宁集团。陈松青的运作方式反映在用昂贵的艺术品和厚实的东方地毯充塞的一个饰以镶板的办公室上。他雇佣了一批鬼佬帮助他照看公司，这使他更像教父。他最大的财政来源是马来西亚政府的土著银行在香港的子公

汇丰银行的由来 (5)

司。而陈松青在当地的重要靠山，是他称为"迈克伯父"的人。沈弼完完全全被陈松青骗了。他请他到香港赛马场的私人包厢，并把香港的主要商人介绍给他。汇丰银行向陈松青提供了大量的贷款 沈弼在回答媒体提问时，宣称总数不到2亿美元。同样重要的是，沈弼和汇丰银行对陈松青的认可促使许多欧美银行也去支持他。佳宁集团在香港房地产市场下跌之中崩溃，负有13亿美元的债务，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的破产事件。该事件既直接又间接地有力证明了汇丰银行在香港分配资本的权力有多大。

1986年沈弼退休成为一名英国贵族，回到了罕布什尔庄园，丝毫没有被陈松青破产刑事调查所困扰。但是，银行的一名高级官员承认，"他管事期间"，银行的名誉遭受了一定损失。沈弼与陈松青及澳大利亚人艾伦·邦德(另一位后来进了监狱的准亚洲教父)的亲密关系以及他对商务礼物的胃口使他的部分伙伴深感不安。"他收集滑稽有趣的手表。人们时不时送他手表。"这位同事回忆道，暗指沈弼庞大的钟表收集量。2001年，沈弼在拍卖会上以仅仅超过1300万美元卖掉了他所收集的手表，又开始喋喋不休地说起了手表。不管他的个人弱点有多大，不管他为什么不招标就把香港和记黄埔有限公司卖给了李嘉诚，反正沈弼结束了始于汇丰银行支持包玉刚的香港经济的转变。自此以后，两家幸存的洋行 太古集团以及大不如从前的香港怡和集团，会与一群华人大亨共享香港的经济权力。这是由香港资金分配最高仲裁人汇丰银行的决定所导致的。

总是说"是"的银行(1)

新加坡与香港的经历有些相似，资金的使用权限基本上取决于四家大银行。不同的是在四大银行的背后只有一个李氏家族，直接和间接地控制着这些银行。政府在1973年停止发行全权的银行执照，限制外国银行的业务，而且要求地方性银行在推出新产品和接管时，提出申请。最大的地方性银行是国有的新加坡发展银行（ＤＢＳ）。其他主要银行，如华侨银行（ＯＣＢＣ）和大华银行（ＵＯＢ，于2002年接管了第三大私人银行，海外联合银行)，由英国化的家庭经营，他们有着相似精英背景，且与李光耀有着深厚的友谊。结果是新加坡的非银行业的教父，强烈地意识到（虽然谈不上感激）如果要使贷款畅通无阻，就必须与李氏家族站在同一条线上。例如，当黄廷芳家被邀请参加由李氏家族组织的聚会时，父亲、在新加坡的儿子黄志达和在香港的儿子黄志祥，会放下手头的一切，一道前来参加。李光耀非常懂得独立后控制新加坡财权与政治权力的重要性。

在这个地区的其他地方，为资金使用权的斗争各有不同。与香港要求抵押给权威性的第三方的银行机构不同，也与新加坡统治者支配下的银行体系不同，主要大亨劝说他们的政治庇护者，让他们自己开银行。这必将导致财政危机。但是，政府还是签字了。部分原因是长期以来国家银行业绩极差，似乎总是腐败的受害者。政策制定者认为教父银行会比普遍存在的私人银行好，这真是很奇怪的想法。当然，银行许可证的分配是该地区最丰厚的贿赂的来源。菲律宾是第一个在银行管理上出问题的国家。

菲律宾大亨第一次有意识地滥用银行体制是在美国统治时期。1898年，美国赢得了西班牙与美国的战争，多少有点意外地当上了殖民者。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把相当多的权力移交给了当地的精英。从1916年起，菲律宾人控制了众议院和参议院，管理着许多国家事务，美国总督只对其进行有限的监督。与此同时，美国建立了资金雄厚的菲律宾国家银行（ＰＮＢ），支持菲律宾的现代化发展。这个银行拥有政府存款，发行纸币，还进行外汇交易。不幸的是，移交的政治权力和资金雄厚的大银行的结合被证明是个糟糕的结合，因为菲律宾虚弱的官僚体系无法约束商人出身的政客。一开始，菲律宾国家银行的贷款业务就带有政治倾向，贷款被有政治庇护的农业家族所获得。银行的董事和他们的合伙人，也在最大的贷款者之列。当政府存款和放在纽约的外汇被借光时，准中央银行的菲律宾国家银行印制了更多的钱，提供了更多的贷款。1921年，权力下放5年后，当地的大亨不仅减少了菲律宾国家银行的财产，使它濒临破产，而且还逐渐损害了菲律宾的货币，使中央政府处于破产的边缘。

这只是一个开始 一个由大亨引发的惊人开端，是1946年菲律宾独立后一些事情要发生的预兆。在这时期，金融界的重心转向创立新的私人银行，同时从法律上约束外国银行的业务。私人商业银行的数量从19世纪40年代后期的一家增至1965年的33家。保罗·胡奇罗夫特，研究菲律宾经济体制的一流学者，评论道:"几乎每个主要家族都进入了银行业。"政府已经成了商业寡头统治的玩物，它通过降低资本要求、国家存款、中央银行再贷款和保证外汇交易，支持这些新银行。与此同时，那些操纵银行的家族却把钱从银行拿出来借给他们自己的公司和朋友的公司。1978年，前任中央银行总裁格雷戈里奥·利卡罗斯告诉《远东经济评论》:"一般的菲律宾银行家从事银行业不为银行本身的利益，他们利用银行从事相关联的生意。"

在菲律宾，没有人曾因为不合法的关联贷款被成功地起诉，但每个银行危机还是与它有关。这种危机自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后就没有停止过。1964年，菲律宾第三大私人银行共和国银行发生的挤兑事件意味着危机的开始。有政治背景的银行的贷款业务量

总是说"是"的银行(2)

能不断快速增长，是因为它的一半储蓄是政府的资金。大额贷款在没有充足或根本没有抵押品的情况下被扩大，而约一半的大额贷款人是银行理事会成员。挤兑事件发生后，共和国银行几乎破产，中央银行下令菲律宾国家银行对其进行接管。但是共和国银行的大股东，酒业和木材业大亨巴勃罗·R·诺曼却有不同的想法。他在1965年的国会选举中被选为议员，当上了银行、货币和企业议会委员会的主席。他就中央银行对共和国银行的处理，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他以中央银行的做法 "主观任意的" 为依据，打赢了一系列官司。他于1968年重新担任共和国银行的行长。同样，最高法院否决了对大亨埃梅里塔·拉莫斯经营的马尼拉海外银行的资产清理的请求。该银行因为巨大的圈内人士借贷和其他违规行为而于1967年被中央银行接管。

在马科斯军事管制年代，对银行的滥用现象越来越严重。在承诺使国家摆脱"只为自己利益服务的寡头统治"后，马科斯和他的圈内教父获得了一打银行的控制权。菲律宾自那以后的最高教父陈永栽，控制了在濒临破产的万通银行基础上建立的联合银行。万通银行因大股东过度借贷引发1976年的挤兑事件而濒临倒闭。常与马科斯联合投资的陈永栽和合伙人一起在1977年的一场只有三天通告的拍卖会上买下了万通银行。1990年，菲律宾廉政委员会声称他只花了不到万通银行那时估值的1%。然后陈永栽得到了新的银行许可证，万通银行更名为联合银行，继续从中央银行贷款和中央银行对国外借贷担保中获利；不到两年，它就成了这个国家的第三大银行。

与大部分马科斯的密友不同，陈永栽至少以前就证明了他的商业才能。马科斯在菲律宾法学院的同班同学罗伯特·S·贝内迪克托，是马科斯最喜欢的高尔夫搭档和多家企业的挂名负责人，他先被任命为菲律宾国家银行主席，后来又获准接管两家私人银行。他和他的朋友掠夺了这三家银行的所有财产；其中一家共和国种植者银行，居然有一半用于贷款的资金来自于中央银行。伊梅尔达·马科斯大表姐的丈夫赫米尼奥·帝斯尼也被授权管理两家银行。这两家银行的资金使得他从1969年的一间办公室、一个秘书、一个送信者，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的一个由50家公司组成的集团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石油化工、核能等。

20世纪80年代早期，当债务缠身的菲律宾政府拖欠外国贷款导致几家银行倒闭时，菲律宾发生了这样的怪事。1986年马科斯逃离菲律宾后，阿基诺政府发行了高回报国债，并提供额外的低息政府存款，从而使银行体系摆脱了困境。这种做法的代价在1993年凸显了出来 老的中央银行倒闭，勾销了120亿美元的账目，全部由国库承担，也就是纳税人来承担。20世纪90年代中期支付这笔债务的年利息总额超过了菲律宾的医疗预算。那些没有随马科斯逃走并躲过了菲律宾廉政委员会调查审问的大亨，如罗伯特·S·贝内迪克托和赫米尼奥·帝斯尼，后来发现有了政府资金，他们的银行复活了，能够执行卡特尔定价，使他们20世纪90年代的利润超过了亚洲其他银行。尽管菲律宾有马科斯等人特准的贸易生产卡特尔和垄断，保罗·胡奇罗夫特还是认为，银行一直是"这个国家特权和利益的坚强堡垒"。

一群出色的银行家(1)

印度尼西亚的银行掠夺与前面的国家有所不同，单单亚洲金融危机前被允许营业的银行的数量 240多家这一点，就令其非常突出。20世纪90年代中期，印度尼西亚每一个大企业以及许多小一点的企业都有一个专业银行，从而导致了无节制的关联贷款，最终引发了1997 1998年的金融体系大崩溃。不仅一般的教父有银行，苏哈托的孩子也有银行，替苏哈托收集贿赂的基金也有银行，军队里不同的派系也有银行。

印度尼西亚的一堆银行起源于想解决长期存在的问题的良好意愿。与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一样，独立后的印度尼西亚国家银行也有长期存在的问题，那就是银行在教父和腐败的政客操纵下，向并不值得贷款的投资项目提供资金。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家银行贷款有1/5收不到利息或本金，或两者都收不到，而且20世纪90年代，情况进一步恶化。政府中的治国专家坚持认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撤销对金融系统的监管，引入更多的以赢利为目的的私人银行。但不幸的是，撤销监管是在没有强有力的规章制度的情况下进行的，更糟糕的是，后来制定出来的制度常常得不到执行。新银行的入会入行费只需1200万美元。大部分银行很快就收回了投资，并把少数股权在雅加达的证券交易所上市，从而募集到了更多的资金。从1988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约有120家新银行开业。这些银行根本不是设法给予股东最大的回报，而是成为控制他们的教父的廉价资金来源。中央银行根本不强令限制关联贷款，而且也未能有效地规范他们从国外贷款。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不久，调查人员披露超常程度的贷款给了教父银行中的姐妹公司。林绍良的中亚银行给附属公司的贷款占了约60%，而法定最高限额为20%。另一家最大的私人银行是林德祥的印度尼西亚国家商业银行，附属公司贷款超过了90%。林德祥的妻子非常喜欢贝聿铭设计的位于香港的中国银行摩天大楼，要求这位华裔美籍设计师在雅加达建造两幢并排的印度尼西亚国家商业银行大楼。这一超大建筑物的第一部分现在仍然可以看见，一对混凝土建筑物残迹向上挺立着，就像两个巨大的烟蒂。

20世纪90年代就有许多迹象暗示了印度尼西亚银行的下场。印度尼西亚第二富商谢建隆的长子谢汉石只用了3年的时间，就使他的银行成为印尼十大银行之一。他把银行的大部分资金贷款给他自己，挥霍在东南亚各投资项目中。1993年初，苏玛银行倒闭，留下了7亿美元的债务，这应该引起人们的警觉。谢汉石使他家失去了对印度尼西亚的主要汽车行业 阿斯特拉企业的控制权，并使他父亲在富行榜上的排名急剧下降。但是其他教父收购了谢家资产，中央银行在它的账面上多了一笔债务，而其他一切照旧。1994年，七大银行之一的工业银行因承受不了政治主导的借款，倒闭了。1995年，原国家石油领导人伊卜努·苏托沃家族控制的中型私人银行太平洋银行破产了，因为替10亿美元的高收益的海外商业票据担保，而该商业票据主要是为其他家族企业投资提供资金。中央银行对其进行了经济援助，当然，用的是纳税人的钱。

依据事后认识，1997年印度尼西亚爆发金融危机，应该是不足为奇的。在苏玛银行倒闭前管理租赁业务的格雷格·西里奥斯评论大亨说："人人都有一个或两个银行，他们一下子被推到了他们无法应付的位置。"凯文·欧诺克 前雅加达证券交易商，就金融危机发表过一篇重要的文章，他的意见更深刻、更长远:"从印度尼西亚银行系统的现状来看，金融危机实际上是对几十年的错误行为的一次性清算。"然而，在菲律宾，有银行的教父的银行，特别是有大银行的教父，受到了政府的保护，因为政府不敢让他们破产。随着1997年11月印度尼西亚的金融危机不断加深，大亨银行家们要求并得到了中央银行的贷款，以应对

一群出色的银行家(2)

出现的提款热浪。至少有2/3的贷款给了四位教父的银行：林绍良、林德祥、穆罕默德·鲍勃·哈桑和奥斯曼·阿特玛查雅。审计员随后发现，中央银行的贷款总额共达45万亿印尼卢比(约140亿美元)，大约是那段时间他们银行支付提款的三倍。可能的解释就是，教父们把大部分中央银行贷款的余额用来购买外汇了(促使危机高潮时卢比汇率下跌)，从而将他们的财富转移到境外，特别是转移到新加坡。毫无疑问，教父们宁愿危机从没有发生过，但是当它发生时，他们与银行的关系就为他们的利益提供了一个保险政策。当尘埃落定后，银行重组局被安排接收大亨们的资产，来偿还欠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债务，然而这些资产的价值却值得怀疑。其中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林德祥上交了一个巨大的河虾养殖场和加工厂，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估价18亿美元。两年后，银行重组局的财产评估员写在评估书上的价值是1亿美元。2004年，银行重组局放弃了清理金融危机的努力，总注销坏账为560亿美元。司法机构几乎拒绝了所有起诉债务人的案子。

钱在哪里

"我抢劫银行是因为那里有钱啊。"这句话源于大名鼎鼎的美国银行抢劫犯威利·萨顿，却是对许多亚洲教父职业的一个真实的写照。大亨们因滥用私人和公共银行而造成的巨大损害，由于该地区异常严重依赖银行融资而加重。金融危机前，东南亚国家的银行贷款占所有金融资产的1/2到4/5，而美国只占了1/5。危机发生前10年里，随着普通储蓄利率的提高，这些国家的银行存款平均每年递增20%以上，正是这些不断增长的银行存款支撑着这些庞大的贷款。公式很简单:老百姓把他们的钱放进银行，教父把钱拿出来给自己的投资提供资金。在1986年到1996年期间，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还有菲律宾的贷款增加了6倍。

如果股票、债券、租赁以及其他证券以欧美方式运行，那么金融系统就会安全得多。正如下面将要看到的，这个地区的产权投资市场在20世纪80年代扩张很快，但是相对而言，它们还是很小，而且被圈内人士严重操纵。债券市场的重要性只有发达国家的1／10。这有很多原因，但是最简单的是，东南亚的经济贵族从银行弄钱实在太容易了。世界各地的商业银行都存在着很多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默顿·米勒称银行是"一个易于引发灾难的19世纪新技术"，但是在东南亚这样的环境中，银行是一场注定会发生的灾难。

也许最文雅、最绅士的银行资源掠夺者，是受人尊敬的新加坡教父邱德拔。他死于2004年，在许多方面都是典型的大亨。他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是邱扬升（音译）的儿子。邱扬升曾经投资了数家新加坡客家人的银行，1933年这些银行并入了华侨银行。邱德拔始终尽力展示他崇尚简单的品位 穿便宜的衣服，在小摊那里买中饭，但是同时却拥有一队劳斯莱斯、马自达和宝马轿车。从一开始，邱德拔就在华侨银行工作，后升任为华侨银行的副总经理，然而他却从未得到华侨银行的控制权。1959年他离开华侨银行，在吉隆坡创办了马来亚银行。这个银行发展相当迅速，六年内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开办了100多家分行。大部分资金都被邱德拔借去，用于他自己的个人投资，尤其是房地产投资，包括他在新加坡的大旅馆投资项目。有谣言说邱德拔把银行的钱都贷给了他自己，从而导致了1966年华侨银行的挤兑事件。马来西亚政府因此强迫邱德拔放弃控制权。

后来邱德拔在文莱建立了另一个银行企业。1965年他说服了那时的苏丹奥玛尔·阿里·赛福鼎三世(现任苏丹的父亲)，让他在文莱创办文莱国家银行。许多皇室成员都成了银行的小股东。这是这个小国唯一的落户银行，但极其缺乏监督。邱德拔马上从银行借了大量的资金用于他在新加坡、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地方的房地产。这样持续了20年，直到1986年苏丹奥玛尔逝世。苏丹奥玛尔的儿子雇佣了美国的调查人员，查国家银行的账。邱德拔公司的贷款大得惊人，新任苏丹因此关闭了这家银行。邱德拔设法避免了被捕，可能是因为他仓促卖掉财产，和财政部达成了协议。他的长子邱万福 曾经的银行主席，在监狱里待了两年。对邱德拔的银行冒险经历的最大的讽刺就是，国家银行被关闭的那年，他在英国的渣打银行投资了3亿美元。那笔在正规银行的投资，在他去世时已达到了27亿美元，这也是他的主要遗产。他还保住了他在新加坡的许多房地产股份，包括良木园、约克地产、奥丽马哥孛罗酒店、乌节广场酒店以及假日酒店。

然后就有了证券市场(1)

东南亚有极高的储蓄率，大部分都流入银行变成了存款，由特大的银行体系支配，以至导致教父滥用银行资金。而当地银行内部人员的操纵与亚洲金融危机之间有着相当直接的联系。东南亚的过度储蓄的特点也解释了一些权益投资者的疑问:尽管经济迅猛发展，但为什么东南亚长期的证券市场的回报还是那么的微薄？1993年，大量国外资金流入，使当地的资本总额在一年内增加了约2 5倍，但从那时起，该地区所有市场的美元计价的回报率加上红利再投资（投资者所称的"总"回报）一直比伦敦和纽约那些成熟的证券市场低，而且只有东欧和拉丁美洲新兴市场的零头。从1993年开始到2006年年底，泰国和菲律宾的美元收益实际上都是负的；它们的证券市场毁灭了资本。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美元收益要比把钱存入利息很低时的普通银行还要低。新加坡的收益要比伦敦或纽约少一半以上。只有香港的证券市场接近发达国家的证券交易市场的收益，但是也只有拉丁美洲的1／2和东欧的1／3。20世纪80年代末，证券交易市场的业绩好了一些，但这对大部分投资者没什么影响，因为当时的东南亚证券交易所非常小，基本上没有从国际货币管理者那里获得资产分配。即使回到1987年底，当亚洲新兴市场接受了已普遍使用的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指数时，除了香港，所有东南亚证券交易所的业绩都不如美国和英国的产权投资市场。

东南亚股市令人失望的收益，几乎可以肯定部分是受该地区存放在银行的超大量储蓄的间接影响。这降低了借款人的资金成本 尤其当借款人控制银行时 并减少了资本的总收益。反常的高储蓄率和趾高气扬的银行使整个亚洲遭受了灾祸，也降低了整个地区的股市收益。在发展中的东北亚、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股票的长期收益也一直很差，不过东南亚更差。在东南亚，大量的私人储蓄都集中在银行里，而银行又极其缺乏监管，这样资本市场便没有什么压力让投资者得到像样的收益。换个角度看，当你可以从自己控制的银行里获得所需的资本，同时实际利率几乎为零时，为什么还要努力工作提高公司的股票价格，给人家分红？东南亚最佳的股市收益来自香港，这毫不奇怪，因为在东南亚地区，香港的银行系统最受商业利益的驱动，即使包玉刚和李嘉诚的成功受惠于他们与受重点保护的汇丰银行的关系。正如上文所述，每个股东至多允许拥有1％的汇丰银行的产权，或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汇丰银行是唯一的来自东南亚的世界性银行。

当人们思考为什么该地区的经济增长率那么高，而股市收益率却那么低时，记住这一点也许有用，那就是上市公司并不能反映真实的经济情况。这确实有点怪。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证券交易所里的上市公司有科技型的出口公司、保险公司、零售业等，更不要说伦敦和纽约的证券交易所了。但是推动东南亚经济起飞的出口业都被跨国公司控制着，而这些跨国公司并没有在它们的东道国上市；同样，从该地区低廉的制造成本中获得了丰厚利润的全球性零售商也没在它们的东道国上市。相反，东南亚的市场被服务业和建筑业的少数大玩家，即我们的教父主宰着。香港更是如此，虽然香港确实至少拥有少数有全球竞争力的公司，如汇丰银行。如果把中国内地的10家公司从恒生指数中除去，剩下的24家公司里，有8家是大亨的房地产公司，4家是大亨控制的公用事业。其余一些公司都是教父的 李嘉诚家族单独控制着5个恒生成分股。换句话说，在东南亚买股票，基本上就是买教父的股票，投资者是不可能接触到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外贸和有国际竞争力的公司的。这是东南亚股市总是令投资者失望的另一个原因。

最后，东南亚的教父并没有因为把小股东的股权转移到自己的名下而感到羞愧。股市为那些大亨的"才能"提供了一个卓越的舞台 复杂的财务工

然后就有了证券市场(2)

程、公开招募资金的公司和私人公司之间难以理解的相互作用，以及及时散布内部消息以操控个股的潜在可能。20世纪70年代初期，第一个伦敦经纪人来到香港，引发了该地区第一个巨大的投机泡沫。从那时起，消息闭塞的公众、教父和道德败坏的外国人的组合，很明显对小额投资者是很不利的。香港最早的股市崩盘确立了一代人对地方股市失望的衡量标准。1973年，恒生指数被抬高至3月最高点1775点，然后猛跌至150点。西蒙·莫瑞 当时是香港怡和集团的外籍新经理，很贪婪。他回忆那时的情景说:他在股市里投资了6万英镑，其中大部分的钱是借来的。而那时他的工资是2000英镑。股市到达顶峰时，他去滑雪了。有一天在斜坡上，他突然意识到他曾经收到的一份秘密电报 "BS156" 是指他买的巴特菲尔德与施怀雅公司的股票，其股票价格长了9倍。他把滑橇板十字交叉，擦去上面的雪，想着这些钱，心里美滋滋的。但不幸的是，他还没度完假，指数就跌到了820点，他的航班到达香港之前，又跌到了420点。他说:"自从那次去过股票市场后，我好久没去那里。"

威廉姆·蒲伟士爵士与沈弼不同，不是投机类型的。他清楚地记得那个时代大量的首次公开发行的说明书和相关的文书工作，这些文书妨碍了汇丰银行的正常运行。他说:"这极具象征性。首次公开发行的这几天里，有这么多的现金，人们根本不可能把它们放入银行。"威廉姆·蒲伟士企图租用香港岛的天主教大教堂，作为首次公开发行的受理中心，让狂热的投资者离开他的银行。但这家英国国教教堂拒绝在它那里从事商业活动。后来，他获得了香港花园街的圣约翰救护站的使用权，"希望爬坡会阻止人们"，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在这些滑稽可笑的逸事背后，却显示了典型的东南亚的故事 教父操纵一切，普通百姓丧失全部财产，而鬼佬走狗干着可耻的事情。1973年股市大崩溃的明显特征，用威廉姆·浦伟士的话说是，"伦敦经纪人把繁荣景象推至了极点"。香港股市大崩盘后，1973年初上市的许多著名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都跌到了他们首次公开发行价的1/10或者更少，如香港长江集团和新世纪集团。伦敦经纪界最早和最重要的是维高达证券行。那时引导香港股票市场活动的伦敦交易所的三个高级官员后来都因与交易有关，成了被告，这确实说明了问题。杜辉廉 公立学校的同学称其为托西，因为对百富勤的倒闭负有一定的责任，最终被禁止在香港担任董事职位(从许多方面说，百富勤是20世纪90年代维高达证券行的一个再生产品，当时雇佣了许多原来的职工)。第二个人是袁朗达，维高达证券行的一名主管，后来成了汇丰银行旗下获多利投资银行的总经理。获多利投资银行原是与维高达证券行合作的一家合资企业，是沈弼建立起来的，其高级管理人员也由沈弼指派。1983年佳宁集团倒闭后，袁朗达知道自己会因收受沈弼的朋友陈松青的大量佣金而被起诉，因此逃离了香港。袁朗达逃亡了十年，后来在英国被警察逮捕。最终因收受陈松青450万港元，给他贷款以作回报，被判5年监禁，但通过上诉，他逃离了处罚，因为香港的终审法院引证了指控中的语法错误。第三个人杰弗里·柯里尔，是杜辉廉在香港的维高达最早的研究分析者之一，他在银行的职务上升很快，后来在伦敦的摩根格兰福银行工作，是股票方面的总负责人之一。那是个错误。在更为严厉的英国法院系统下，杰弗里·柯里尔于1987年成了英国第一个因为股票内幕交易被宣判有刑事罪的人。他通过在维高达工作的老朋友进行了那桩内幕交易。维高达的丑闻事件并没有就此结束。20世纪90年代，几个从80年代起就任主管的人，因为内幕交易和其他罪行，或被指责或被宣判有罪。有一点很清楚，在解剖教父的上市公司，观看他们怎样利用小额投资者之前，必须记住，外国经纪业和投资银行业的团体也常因道德问题而垮掉。

欢迎加入集团公司(1)

东南亚没收小股东财产的基本机制是企业集团公司，教父通过集团公司里大量不同的公司实施巨大但隐形的操纵权。正规公司，如通用电气公司、英国特易购公司甚至汇丰银行，只有一个单独的上市公司。但是教父却有15个甚至20个很容易认出的上市公司，还有许多很难认出的上市小公司。典型的例子是:吉隆坡的亿万富翁郭令灿是已故郭芳枫的侄子，也是新加坡亿万富翁郭令明的堂兄，他有将近19个可清晰辨认的上市子公司，经营范围从银行业、空调生产一直到房地产。郭令灿也是其他上市公司小的但重要的投资者，他在那里的所有权更难被发现。另外，他还拥有几十个甚至几百个私人公司。公开招股的子公司、教父拥有股权的未作宣传的上市公司以及亚洲大部分司法部门没有公共记录的私人公司间的互相作用，解释了许多大亨的行为。另一个亿万富翁说:"有时，我们一个月就开15家公司。"据估计，该教父拥有300至400家公司的股权，包括20家已经承认的公开招股的子公司。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地区的公司网络，世界银行委托香港中文大学的经济学家和研究人员研究2500多家亚洲公开招股公司的所有权，包括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不包括中国大陆)。如果结果是可信的话，那么将让人大跌眼镜。研究者的结论是:该地区8个最大的集团公司有效地控制了1/4的上市公司，同时前22个集团公司控制了1/3的上市公司。当时并没有公开这8个最大的集团公司的名称，但是可以在这里披露:其中的6家是庞大的日本工业集团公司，考虑到日本工业相互控股的传统，这是可以预料的；另外2家是东南亚的李嘉诚的集团公司和马来西亚森那美集团公司，后者与几个有势力的华裔家族以及马来西亚的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研究者认定这8个集团公司各有20多个附属的上市公司的10％ 20％的控股权，此外它们还有更多一目了然的公开招股的子公司。这些研究者的主要目的是分析这些集团公司的网状关系结构，以便了解它们是怎样运行的。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大亨们通过金字塔式的管理模式控制集团公司，而这种安排所传递的控制水平与产权所有权是不相称的。比如说，一个在集团公司金字塔最顶端的公司(在公司整体网络中，也许会有几个不同的金字塔)也许拥有上市公司X50%的所有权，而上市公司X又拥有上市公司Y40%的所有权，而上市公司Y又拥有上市公司Z30%的所有权。结果是这个集团公司只有公司Z6%的所有权，但它仍然拥有30%的投票权 这足以使它在公司Z里发号施令了。股利必须公平地支付给所有投资者，因此调查者使用了股利支付分析法，以证明在金融金字塔底部的小额投资者的权益被系统地剥夺了。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只有10% 20%的股份拥有水平上，集团公司拥有这么多的股份不会引起广泛注意，但是同样可以操纵子公司。研究项目的负责人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有独特见解的文章，说:"我们用相关资料证明了，东亚公司的管理问题比金融危机顶峰时期评论家说的更严重、更难以处理。"从学术角度看，这是一个大胆的断言。这些作者得出的结论是："掠夺行为集中在少数可以操纵国家政治制度的大集团公司，这意味着关键的问题是实施纸面上的法律法规的政治意愿。"

最后一点极为重要。对大型集团公司发生的事情的详细研究显示，一直以来，在导致教父们得以避开惩罚这一点上，政治家未能强制执行规章制度，至少和缺乏法律一样负有严重责任。这一点更是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因为在马来西亚这样的国家里，没有任何一家媒体对不受股票市场规则制约的情况作出评论，官方保密法禁止传播有关未竞标的私有化信息。不过这个论断也适用于香港市场。1979年李嘉诚与汇丰银行挂上钩，成为其一分子，从那

欢迎加入集团公司(2)

时起，作为教父典范的李嘉诚，其职业生涯充满了一系列费解的豁免于股市规则的事例。当香港和记于1985年接管港电集团时，李嘉诚被免除了公开要约，尽管超过了35%股权的底线。当1987年香港和记把其在李嘉诚的另外一个旗下公司 嘉宏公司的股份从23%增加到52%时，他还是被免除了公开要约。同年，李嘉诚把他在香港长江集团的个人股份增加到35%以上，而香港长江集团也把其在香港和记的股份增加到了35%以上，类似的免除又被准许了。在这些事件中，香港财政司长同证券交易所的接管委员会产生了矛盾，并否决了接管委员会的意见。20世纪90年代，李嘉诚又一次引起了人们的震惊 为他的互联网子公司Tom.com赢得了一系列特殊的豁免，他允许Tom.com在其股票首次发行的6个月内发行新的股票，允许Tom.com把公司资本金基础价值的50%的购买权给员工(规定是10%)，还允许大股东在6个月之后就可将他们的股票抛出，而法定是两年之后。Tom.com公司的经历使李嘉诚公认的情人周凯旋一夜之间变成了亿万富翁 至少账面上是这样的。更大的问题是，股市规则好像不适用于大教父，甚至在香港。

多年来对李嘉诚上市公司的放任做法引起了人们对他的一些主要工作关系的关注。李嘉诚与汇丰银行的关系已牢固确立，在殖民地时代，汇丰银行董事长的权力据说比总督还大。与李业广的关系几乎同样重要，李业广是胡关李罗律师行的负责人，是李嘉诚的律师兼主要顾问。这家律师事务所提供投资交易方面的法律服务，还替长江实业与和记黄埔转移了许多财产权。"想象一下总数的2%。"李嘉诚一位高级管理人员垂涎地说道。与此同时，与"癞施堂的癞施先生"（英国作家肯尼斯·格雷厄姆的《杨柳风》被英国作家Ａ Ａ 密伦改编成剧本《癞施堂的癞施》。 译者注）有明显相似之处的李业广，那时担任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的董事会主席，这家公司在1992年4月到2004年6月期间管理香港的股票市场及期货市场，现在他仍然是香港行政会议委员。另一个与李嘉诚长期合作的伙伴是香港行政会议委员夏佳理，他是承包商、李嘉诚公司的董事、原房地产建筑功能选区的立法机构成员，2006年4月他成了证券交易所的主席。同年，他又担任了香港政府的金融服务改革专门小组的主席。理论上这个小组的目的是提高市场运作，以保障广大普通投资者的利益。在其他地方，这些明显的利益冲突可能会引起政坛风暴；在香港，这却算不上什么问题。

别摇晃船只

东南亚教父所拥有的政治庇护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积极面发生在大亨得到经营权和庇护时。而当政客要保护存在了几代的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之间的关系时，其消极面就体现出来了。

发生在1987年的经典例子是，新加坡亿万富翁黄廷芳的儿子黄志祥，年少气盛，在10月香港期货市场崩溃时，疯狂地投机。他持有的12000份的多头长期期货合同，使他的账面损失了10多亿港币。当时黄志祥是通过巴拿马的两家注册公司进行期货投机的，起初试图以有限责任为理由，拒绝对债务负责。但是，香港的商业罪案调查科（ＣＣＢ）发现了确凿证据，证明黄志祥与其中一家代理期货合同的公司串通一气，使他在期货下跌时，无须交付差额。这是非法的。

商业罪案调查科发现了知道很多内幕的人，持令状搜索了20多个地方。高级警官们确信，他们将第一次抓获一个大教父。这可从未发生过。政府进行了一连串的部长级会议，最后一次会议是在总督的粉岭乡村的住所里召开的，大家认为对付黄志祥有可能影响整体市场稳定；从来没人解释究竟为什么会影响整体市场稳定，无论是公开的或私下的。警察们极为震惊。一位高级警官回忆道:"(商业罪案调查科主任)拉斯·马森回来说: 就是这样，伙计们。根本不考虑百姓的利益。 "黄志祥没有被调查，相反，他与有关部门达成了协议，约60%的债务分八年偿还(相当于立即偿还一半左右)，其余则由外国经纪部门承担，后者态度强硬，迫使香港政府和纳税人承担了债务。

有趣的是，警察被允许追捕的人是1987年股市暴跌时管理证券交易所的李健民。李健民把证券交易所当做了自己的领地，每次审批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时，都要求获得个人股票，他就这样发了财。不过，让殖民政府对他发火的却是他所做的这件事：1987年，他决定关闭股市一个星期，这对香港货币市场的国际声誉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同时也损害了期货合约。李健民因上市公司国泰航空公司及香港永新集团的股票配额被起诉，获刑四年。对李健民的起诉意味着公开汇丰银行子公司多得利商业银行在股票配额中的舞弊行为。他的情况是一个罕见的例子，前面提到过的那个警察说:"(前纽约州总检察长)埃利奥特·斯皮策在这里一定会过得很愉快。他们都将去坐牢，一个接一个。"

幸好对这些教父而言，东南亚并不是纽约，他们这样厚颜无耻地对待小额投资者和公众，被认为是很正常的事，从而得以逃脱惩罚。

掠夺的艺术(1)

真正的斗牛士会有上百种方法欺骗上市公司的其他投资者，而不被察觉，然后一本正经地开始完美收场，把经营不善的上市公司以其资产价值的零头收购到私人手中。如果这个游戏玩得好，就不会有赎出，也不会有令人尴尬的强迫重组。这是教父常用的艺术形式。郭鹤年就是这方面的行家，虽然他的上市公司多年的业绩一直低于其交易所的主要指数。他有家船运公司叫新加坡太平洋海运有限公司（ＰＣＬ），在新加坡上市。多年来这家公司的价格和分红业绩都很差，生意人都把其本钱称为"请降低损失"。2001年，郭鹤年以净资产的异常巨大的折扣把新加坡太平洋海运有限公司变成了他的私人公司。新加坡股票市场的小投资者的伤口还没愈合，2003年10月，这位大亨宣布他要在吉隆坡证券交易所发行新加坡太平洋海运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即马来西亚运输公司（ＭＢＣ）的股票。郭鹤年早已经以相当可观的价格把马来西亚运输公司30%的股份卖给了马来西亚政府，而他的当地投资银行（由副总理的弟弟管理）保证了这次股票首次发行的价格令人满意。随后郭鹤年试图在2003年以资产净值的53%的折扣将香港的嘉里建设有限公司私有化，以解放其长期忍受痛苦的投资者。但小额投资者并没有上钩，为此他痛骂了他的财务总管。最近几年，李兆基尝试了三次折扣在资产净值40%左右的私有化。包玉刚的女婿吴光正曾出价购买一个零售上市子公司，一位评估师估计他出的价格是公司资产净值100%的折扣，后来吴光正又加了点钱，买下了这家公司。郑裕彤打算以极其低廉的价格买回他的新世界信息科技。李嘉诚的儿子李泽楷，曾尝试以非常便宜的价格将他的星期日移动手机公司私有化。摩根士坦利在亚洲的前任总经理邱吉浩，评论这些商人们:"他们使投资银行家看起来像小学生。"

当然，上市公司被削弱才能便宜地购进。吴光正的泰兴百货公司是其金字塔顶端会德丰有限公司旗下的一家上市公司，它在1999年私有化之前，公布了5年内7200万美元的损失。这家公司甚至不肯交出它在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大陆前后繁荣时期的盈利，让它以不超过自身股票投资组合和房地产价值的价格被购回。实际上，世界银行资助的香港中文大学的研究者常常把拥有众多公司的会德丰有限公司当做投资者恶意操作的个案研究。它们表明了在会德丰有限公司的最底部的小公司，只被用来给它们的老板提供资金，并为联合投资项目承担极大的风险。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1997年发生在一个东南亚上市公司的例子。会德丰有限公司的一级上市子公司，九龙仓集团有限公司，两家二级子公司，新亚置业和海港企业有限公司，一家三级子公司，联邦地产有限公司，都在一个名叫港铁九龙站2号标块的公共地铁站上面的房地产项目里各持有20%的股权。研究者指出了这个项目的资金是如何从会德丰有限公司的下属公司里获取的，并表明在许多情况下都是无息贷款。会德丰有限公司自身就是公司间合资企业的唯一纯借款人，有低息的贷款和最小的风险，但在各方面又有相同的特权，所以吴光正的核心公司几乎不会有什么损失。1999年，会德丰有限公司金字塔中的三个控股最少的子公司出借了它们市场资本总额（市场资本总额Marketcapitalization：指一个公司资本的总市场价值或整个交易所上市公司的总市场价值，其衡量方式是以公司普通股股数乘以每股市价而得。 译者注）的60%到160%给合资企业项目。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融教授郎咸平将它们称为会德丰有限公司控制的自动取款机。同时，因为这项房地产开发是合资项目，无须常规的汇报。香港的上市法规只适用于上市公司和它们的子公司；至于其他的东西 其数量很多 远离雷达屏幕。新亚置业、海港企业有限公司和联邦地产在证券市场上糟

掠夺的艺术(2)

糕的业绩一点也不令人惊讶。在2003年2月，吴光正极其慷慨地以净资产的19%的价格把联邦地产公司变成了私人公司，重新并入新亚置业。

亚洲人，尤其是香港人，一直喜欢利用上市公司的合资企业进行操作。李嘉诚的母公司长江实业集团只持有香港和记黄埔有限公司49 9%的股份，而不是更多，是因为这样意味着这两家公司的合资企业无须进行常规报告。这样的公司很多，而且都是些大公司。管理合同、物资供应和其他资产交易无须面对透明的评核。外人不能对合资企业真正的债务资产和赔偿责任作任何检查评论。李嘉诚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一个大项目就证明了这一点。香港和记黄埔有限公司的子公司，香港电力当时搬空了它在香港岛南边鸭脷洲的发电站和油库。香港电力拥有一块很大的地皮，过了桥就是一个很大的住宅区。如果香港电力要使这块地皮价值最大化，最好的办法是向不同的房地产开发商竞标开发房地产。然而，香港电力被不可避免地拉进了香港长江集团和香港和记黄埔有限公司的合资企业中。它们总共竖起了34座高楼和两家商场，但没有向香港电力这位股东提供任何有关这个项目的详细经费和管理方案。人们只能猜测，如果小额股东的股份与大亨的股份有同等的待遇，香港证券市场的平均收益会是什么样子。当然，香港证券市场的平均收益已经远远好于东南亚的其他地方。

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投资者一次次看到的是许多好的交易都被老板的私人公司占去了，只有剩下的留给圈外人士。或者就像李嘉诚的前经理西蒙·莫瑞说的那样:"如果能将这些废物卖出去，谁会把它们放在自己的公司里？"区别在于郑裕彤的新世界集团的上市公司里有难以置信的垃圾，如毫无意义的新媒体项目、烂尾基础设施、在中国内地的投资失误等，而他自己的私人公司却是赚大钱的公司。后者中最有名的是他长期拥有的澳门何鸿燊和霍英东的赌博专营权的股份。另外，2001年郑裕彤和他的大亨好友刘氏兄弟看到了一个新的赚钱机会，即获得在香港的日本百货商店崇光百货的经营权。这是一家很有名的公司，地段又好，但负债累累，苦苦挣扎于香港10年中零售业的最萧条时期。郑裕彤和刘氏兄弟的私人公司买下了崇光百货，偿还了部分债务，还获得了低息银行贷款。收购时，崇光百货大楼的租赁已达到了9%到10%的良好收益，但是郑裕彤和刘氏兄弟的上市公司，对这样的商机连嗅都嗅不到。崇光百货的新主人毫不留情地砍掉了一些开支，然后，2003年中国内地经济发展起来的时候，他们又宣布要在上海的主要零售街 南京路的地铁出口上端开办第二个崇光百货。2004年4月，崇光百货在香港首次公开销售其上市股票，而郑裕彤从他妻子的家族那儿继承的在库克岛注册的私人公司 周大福，账簿上的利润巨大。那时，郑裕彤的上市旗舰公司 新世界发展的股票价值要低于1986年。已故的顾家利，里昂证券亚洲分部的创建人之一，和郑裕彤走得很近，帮助他的公司上市，而且还担任了香港新世界基建和香港新世界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最后，证券经纪人承认说:"他(郑裕彤)在私人公司中赚了很多钱 新世纪的巨额投资者备受打击。"

1993年，第一批巨额资金来到了东南亚资金市场。自那以来，已经有了大量关于在教父公司投资的经验之谈了。然而必须再次强调，这样说并没有种族的含义，而是超越了种族的含义。当斯里兰卡泰米尔族的阿南达·克里斯南购买了天映频道颇有价值的华语电影的过期目录时，他做了郭鹤年也会做的事，用私人公司购买它，然后，以他的一个投资银行家所称的"肥厚的利润"卖给了他的上市公司 爱斯特公司。如果要寻找过去30年东南亚管理最差的公司，非白人教父开创的香港怡和集团莫属。在完全调整的基础上，集团的一级公司，怡和控股有限公

掠夺的艺术(3)

司（ＪＭＨ）的股票，1993年要比在2003年值钱得多。自称威廉·渣甸侄女后人的凯斯维克家族，他们对待小额投资者的方式会让许多教父脸红。20世纪80年代中叶，他们创造了一种在他们的上市公司中相互控股的模式，尽管家族只拥有怡和控股有限公司不到7%的股份，但仍能管理怡和集团。同时，他们还率先低价买入运行糟糕的子公司的股票。他们在百慕大重新合并、重新上市他们的公司，实现了相互控股。英属百慕大是避税乐园，他们说服百慕大出台了收购方面的法律，但这些法律仅仅应用于5个怡和公司，并且还能使凯斯维克家族紧紧抓住他们的遗产不放。当然，这对小额投资者没有任何好处，所以应该原谅小额投资者把设在香港的带有独特小圆窗的香港怡和集团总部称为"千屁股洞塔"。

一家银行，多家银行，然后市场(1)

总的来说，尽管资本市场有烟火制造术，但东南亚银行对于教父获得资本已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是宏观经济的必然性，因为东南亚地区的银行储蓄率太高了。汇丰银行与包玉刚及李嘉诚的关系，盘谷银行与泰国名人、马来西亚教父及印度尼西亚教父的关系，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银行与两岛孕育出来的"盗贼统治者"大亨的关系等等，是潜在的故事情节。单凭经验来看，教父对银行控制越多，他们间接地使市民所受的损失就越大。股东众多的汇丰银行从未有过危机，尽管人们可以指责其长期准垄断的地位。汇丰银行也是东南亚少数几个给股东长期回报的上市公司之一，教科书上说这样的回报只有在新兴经济时期才会有。另一方面，有计划、有步骤地掠夺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银行财产，不仅诈取了小额投资者的资金，还削弱了整个经济。

证券市场比银行产生得晚，而且扮演了次要的角色。尽管公众的想法与此相反，但即使现在，在东南亚大部分地区，也只有不到15%的成年人直接拥有股票；社会拥有股票领先的是香港，有28%的人拥有股票。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东南亚证券交易所令人震惊的回报 如果你是宏观经济学家，那么你可以指责过多的储蓄；如果你认为个体可以决定人生结果，那么你可以指责教父 确实产生了一种继发的影响。这是因为亚洲，尤其是东南亚，是强制公共储蓄的国际中心。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菲律宾都有强制性准备基金，这可追溯到殖民时代；印度尼西亚在20世纪70年代，专为公司雇员创立了一项强制性的退休基金；香港在2000年10月增加了它的强制性公积金；泰国也计划设立这样的基金。由于亚洲更多的强制储蓄进入了地区证券市场，更多的普通百姓将遭受证券市场很差的业绩所带来的损失，除非长期回报低的趋势有所改变。

然而，这个问题是一个很难评价的棘手问题。原因有两个:第一是东南亚人已经习惯了强制储蓄的低收益。一位大学教师计算，1987 1997年间，新加坡的中央准备基金购买了大量的政府债券，其年收益几乎等于零；第二个原因是东南亚政府对于强制储蓄的状况守口如瓶，不可能确切地识别任何趋势。中央准备基金余额的最终投资者之一，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2001年只透露了其董事会的成员。2006年，董事会主席李光耀宣布政府投资公司在过去25年的平均每年实际收益是5 3%。那时透露的其他信息表明，赢利是因为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3/4的钱都投资在美国、欧洲、日本。新加坡人一定期望继续这样的资产分配。国际货币基金和信贷评级机构，如标准普尔一直批评新加坡不愿提供有关公款运作的详细资料。在马来西亚，强制性储蓄的分配和管理仍然迷雾重重，评论家称员工准备基金的短期付出之所以能维持到现在，是靠侵占它的资本金或使用其他公共资源的转移资金，如马来西亚政府投资公司 国民资产管理公司。唯一确定的是在这个地区的任何地方，公众看不到一套可靠的账目。

【注释】

另一个是普拉西特·干乍那越，毕业于泰国国立法政大学，泰国盘谷银行资深执行主任、副主席，1984年继陈弼臣之后当上了主席。

3位副总理巴普·乍鲁沙天、陆军少将巴曼·阿滴列讪和前银行行长布恩洙·鲁昂基特，加上两位泰国议会发言人 陆军少将西里·西里裕丁和普拉西特·干乍那越。

见《远东经济评论》，1973年9月17日。

非正式采访，于2004年10月14日。

非正式采访，于2004年10月20日。

非正式采访，于2005年。

顾汝德:《香港政经 公益与私利的冲突》(2005)，第192页。

这种情况的荒谬性在1983年是那么明显，当时汇丰银行作为准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对限定港元对美元的汇率为7 8起了决定性作用。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

一家银行，多家银行，然后市场(2)

金融危机当中，知道将要执行汇率限定，且知道限定的汇率是多少，是非常有商业价值的。笔者的理解是在执行汇率限定前，不止一位教父和相关人员暗中参与了制定汇率限定方案，他们能提前买入港元。我们应该记得许多教父是汇丰银行董事会成员。这一插曲是对1946年决定承兑日本发行的"迫签纸币"的历史重复，第一章里有过叙述，许多教父从中得到了丰厚的回报，而且毫无疑问一些侨民也从中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商业中不同的汽油、油船、干散货以及离岸作业正慢慢地被重组在环球航运集团里。2002年苏海文家族购买了挪威航运业老大本格森集团。环球航运集团有140艘船，包玉刚航运顶峰时期有200艘，但两家航运集团的总吨位相同，可见现在的船舶更大。

作者采访，于2005年3月17日。

作者采访，于2005年3月17日。

汇丰银行现在还拥有少量的本格森环球航运集团股份。

采访彭博集团的威廉·梅勒，于2002年12月23日。

非正式采访，于2004年10月11日。

非正式采访出席鹰巢饭店举行的宴会的4位嘉宾。

从此希尔顿酒店被拆除，让位于李嘉诚的长江集团中心。据汇丰银行其他资深职员说，沈弼的继任威廉姆·蒲伟士爵士被镀金礼物搞得极为尴尬，虽不能说生气；他对汇丰银行的名誉极为珍惜，会不惜一切保护它。采访中蒲伟士爵士好像忘记了在希尔顿酒店发生的事。他首先回想起的是汇丰银行的子公司恒生银行送给总公司一座雕像。恒生银行确实给过汇丰银行一座雕像，但要小得多，而且样子完全不一样。后来他又给了其他一些证据，并评论说:"据我所知，新大楼的模型给了董事会，我想可能是嘉诚送的。模型还在银行的会议室里。我想模型不是纯金的，我不知道模型是纯金的。"实际上，蒲伟士以及参加告别宴会的人都看到了李嘉诚把金制的雕像呈献给沈弼。雕像被航运到英国，并没有放在香港的汇丰银行会议室(恒生银行所献的雕像小多了，放在香港的汇丰银行会议室里)。

几家不同银行的银行家因接受陈松青的贿赂，被判刑。2000年，

长期在逃的前汇丰银行投资部主任袁朗达因收受4395万港币的贿赂被判5年徒刑。袁朗达受贿在20世纪80年代末被发现。当时在调查另一个事件，但碰巧发现了这个情况。有人曾讽刺说，在香港，汇丰银行的高级执行官不会坐牢。不幸被其言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根据指控书上的一个小小的语法错误以及其他理由，宣告袁朗达无罪。

非正式采访，于2005年2月。

沈弼选择富豪朋友的能力似乎总是很差。从汇丰银行退休不久，他又出现在勃利·派克公司的董事会上。勃利·派克公司是英国投资公司，曾由纳迪尔管理。1993年，纳迪尔为了躲避偷窃3400万美元的犯罪指控，逃到了塞浦路斯北部。

非正式采访，于2005年2月。

保罗·D·胡奇罗夫特:《肮脏的资本主义》(1998)，第81页。

同注 ，1978年4月7日。

费迪南德·马科斯:《菲律宾的民主革命》(普伦蒂斯霍尔出版社1979年)，第6页。

同注，第133页。

同注，第165页。

里卡多·曼纳帕特:《有的人就是精明》(1991)，第316页。

华裔教父李杜威靠发行商业票据和银行借贷为其各种公司筹集资金。1981年，负债8000万美元逃离了国家。同年突然出现了大危机。虽然菲律宾还有更大的金融问题，但这却引发了整体危机。李杜威逃跑导致了人们惊慌，把老牌领头教父的集团公司推向破产的边缘，如赫米尼奥·迪斯尼的赫迪斯集团、里卡多·西尔维里奥的联合大企业以及鲁道夫·昆卡的建筑帝国等。这些集团公司都是马科斯的产物。

同注，第210页。

同注，第213页。

亚洲金融危机时，印度尼西亚国家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比私有银行高，说明20世纪80年代末的撤

一家银行，多家银行，然后市场(3)

销利率限制计划是有道理的。

尤金·加布尔雷思现任中亚银行总裁特派员。他说:如果包括苏哈托家族公司的贷款，可能会超过90%。苏哈托的孩子只拥有少量中亚银行的股份。作者采访，于2005年3月9日。

见乔·史塔威尔:《苏玛 阿斯特拉公司摊牌》，载《亚洲企业》，1993年4月。

见多米尼克·卡瑟利等:《亚洲银行业》(1999)，第266页。该书作者认为苏玛向央行的贷款有1 8亿美元未还。谢建隆的长子谢重生，2007年2月8日在发给作者的电子邮件中说:自1998年以来，他父亲一直在为谢汉石向央行偿还这笔庞大的贷款。他声称

分期付款中的最后一笔款项是2004年10月付的。作者并未见到任何关于此事的文字证明，但，与印度尼西亚的大部分大亨家族相比，谢氏家族更有可能支付他们应偿付债务的款项。

作者采访，于2005年3月7日。

凯文·欧洛克:《烈火莫熄》(2002)，第325页。

鲍勃·哈桑的银行是国民大众银行，奥斯曼·阿特玛查雅的银行是印尼的印尼金融银行。同注，第60页，第365页。

见默顿·米勒:《东南亚当前的金融危机》，载《环太平洋金融杂志》6(3/4)，第232页。

例如，香港股票交易所资本由1992年底的1730亿美元增加到1993年底的3860亿美元；泰国股票交易所的资本从580亿美元增加到1300亿美元；新加坡股票交易所的资本从620亿美元增加到1460亿美元；吉隆坡股票交易所的资本从950亿美元增加到2290亿美元。

总回报指数(美元，所有红利再投资)，部分国家/地区

美国英国东欧和

中东拉丁

美洲中国

香港新加坡马来

西亚泰国印度

尼西亚菲律宾

回报(%)

1993年

1月至

2007年*31431472156827012858-971-10

回报(%)

1998年

1月至

2007年*77055864747921011467267247554198

*截至2006年10月25日

来源: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作者的计算。

这样1993 2007年100美元的平均联邦基金利率为4%，有73%的回报，马来西亚的证券回报为58%，印度尼西亚为71%。

见注的表格。

韩国自1993年起，总美元回报率为247%，1988年起为327%；中国台湾自1993年起为111%，1988年起为231%，并不比上面表格里的差。

1996年，香港房地产接近顶峰，其上市房地产公司的市场资本比整个欧盟上市房地产公司的市场资本还要多。

1974年更名为太古集团。

作者采访，于2005年2月8日。

作者采访，于2005年2月7日。

作者采访，于2005年2月7日。

内幕交易在英国被认定为刑事犯罪是从1980年开始的。柯里尔被判12个月的监禁，缓期执行，并被处罚金25000英镑，与他这些年的违法贸易所得相比，这简直是微不足道。

王冬胜和杜辉廉被禁止担任香港公司的董事。王冬胜给杜辉廉做了20年的副手，也是百富勤的财务总监。以前的同事说，他是唯一真正知道杜辉廉与李嘉诚秘密交易的人。他后来去了澳大利亚。嘉尔顿·波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任维高达公司董事，2005年在香港与其妻子一起被判参与了1997年的内幕交易。黎迪生是80年代中期维高达公司另一位董事，20世纪80年代后期跳槽到汇丰银行的一个子公司 詹金宝，也因内幕交易事件，受到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的调查，但最后是庭外解决。

前面说过，郭令灿的姓氏有不同拼写，是由于郭令灿出生时助产士犯了拼写错误。

显然，新加坡例外。

非正式采访，于2006年11月10日。

这项工作由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个小组承担，郎咸平任组长，由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斯梯

一家银行，多家银行，然后市场(4)

恩·克雷森斯和西蒙·德加科沃协助完成，并在不同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2001年3月这一期上的最著名。

森那美集团曾在英国经营庄园，独立前，与李光前家族（拥有新加坡的德利电子零件制品有限公司，投资家）以及前马来西亚富豪财政部长陈修信关系密切。20世纪70年代马来西亚政府在公开市场上购买了大部分英国人拥有的股份，从而获得了控股。由于采用提名方法，无人知道确切的股份数。

这一信息是从几次采访中推断出来的。这6家日本联合大企业是:丰田 三井、三菱/明治、住友、安田 富士、三和/日本生命保险公司以及第一劝业银行集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研究项目的组织者郎咸平，在2000年和2001年发布研究结果时，特别直率，有啥说啥，后来接受了李嘉诚控制的上海长江实业集团的商务研究院的高级职务。"郎咸平现在与李嘉诚的关系非常密切。"郎咸平以前的同事观察到。郎先生对作者的采访请求没有作出回应。

《美国经济评论》，2001年3月。

见戴维·韦伯的短文《Tom简史》，2000年2月21日，网址www.webb site.com。他指出，周女士不但成为账面上的亿万富翁，而且通过她实际被支付的投资额成为真正的亿万富翁。确实精明厉害。

在香港，胡关李罗律师行是权力的重要集结地，但很少见到有关它的文章。这一律师行的另一位合伙人是梁伯韬的岳父。梁伯韬也是百富勤证券杜辉廉的合伙人，也是李嘉诚的长期合作伙伴。2006年对梁伯韬有过新闻报道。那时梁伯韬建议通过夏佳理的临时贷款，购买李嘉诚儿子李泽楷的香港电讯资产。夏佳理20世纪70年代曾在胡关李罗律师行工作过。

非正式采访，于2005年2月。

不是民主选举出来的。

这个案件的主要人物是金融司林定国。

非正式采访，于2005年3月18日。

斯皮策1998 2006年任美国司法部长，其间对美国投资银行及公司提出了多项诉讼，包括渎职、诈骗以及违反信托等。

见乔·史塔威尔:《糖业大亨的酸甜苦辣》，载《亚洲企业》，1994年12月。梅溪木材公司于1990年7月上市。

根据来往业务，联昌国际证券银行是马来西亚最主要的商人银行，由纳西尔·拉扎克管理，其兄是马来西亚副总理纳吉希·拉扎克,他们的父亲是阿卜杜拉·拉扎克，马来西亚独立后的第2任总理。

李兆基分别于2002年和2005年提出收购恒基发展投资和恒基(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戴维·韦伯计算过九龙仓集团收购零售子公司连卡佛的报价，见http://www.web site.com/articles/lane.htm。新世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案子太过复杂。公司处境十分困难，因为在美国和中国大陆投资，被欠款额高达上亿美元。对方的报价表明这笔钱是绝不可能收回的。但郑裕彤的部分长期追随者却不这样认为。2005年，李泽楷公开报价收购汇亚通讯公司，提议支付现金和有关交易的期票，然后给小股东分派现金，但他们必须同意退市；其实这是对小股东的威胁，因为如果他们不同意这样做，手头的股票可能因公司退市而不能交易。

作者采访，于2005年11月11日。

作者采访，于2004年10月11日。

顾家利告诉笔者，他从新世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辞职是因为郑的儿子郑家纯没有告知董事会便进行了大量的投资，这"超出了他的权限"。

作者采访，于2004年10月27日。

非正式采访，于2004年2月。

很有可能怡和在变。自2004年以来，其股票价格达到了35年来最高。但是凯斯维克家族还是继续抵制小额投资者要求其解除交叉持股结构、开创符合收购竞争规定的公司的努力。

资料截至2006年年底。

菲律宾一直有几种强制性公积金，但申请者却

一家银行，多家银行，然后市场(5)

寥寥无几。政府雇员必须参加1936年制定的"政府服务保险系统"（GSIS），私人雇员必须参加1954年制定的"社会保险系统"（SSS）。但只有约10%的菲律宾人申报所得税、购买这些公积金。马科斯还创建了其他强制储蓄基金:关于住宅(家庭共同发展基金)、关于军人(菲律宾军队 退休以及退役的福利体系)、关于海外工作人员(海外工作人员福利管理基金)。与它们应支付的相比，私人雇员的公积金以及军人基金长期资金不足。最近预测，到2015年"社会保险系统"里资金将被消耗殆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强制性公积金始于20世纪50年代。

见乔恩·亨德里克斯、尹贤淑和尹恩惠等:《亚洲老龄问题手册》(BaywoodPublishing，2005)，第76页，引自穆古·阿谢尔。

《亚洲华尔街日报》，2006年7月12日。新加坡政府投资有限公司的官员有一次在记者招待会上暗示:现在新加坡政府投资有限公司40% 45%的资产在美国，20% 25%在欧洲，8% 10%在日本。李光耀出席了该记者招待会并讲了话。

"儒教的好处就是让亚洲人民心甘情愿地承受痛苦。"

香港大亨陈启宗，《亚洲金融》杂志(2002)

精彩再现

斯塔威尔的语气是嘲讽的但并不冷酷，他有时几乎像是在同情那些教父们，因为这些人要逢迎腐败的政客，要与混乱的文化认同苦苦抗争；有些人求助于信仰再生的基督教，虽然他们富了自己却让身边的市民陷入贫困。 　　但斯塔威尔对亚洲商界神话的破坏既是有启迪意义的，也是无情的。亚洲首富李嘉诚的工作真的像辛勤劳作的华人大亨神话所显示的那样辛苦吗？是的，如果你把以下内容也算作辛苦工作的话：打高尔夫；早上10点到公司；浏览新闻看看有没有人说他的坏话；主持一个商务午餐；再做一两次按摩推拿。对多数大亨来说，真正管理公司的是那些"首席奴隶"——帮老板打理事务的人，或是被称为"鬼佬走狗"的西方经理人。 　　作为华人是否让你更容易取得商业成功？当然不是。有很高比例的大亨确实恰好都是华人——自殖民时期以来，作为东南亚没有政治威胁的移民，他们一直以买办的身份而受到青睐——但数以百万计的华人和当地人一样贫困，而一些富得流油的教父级人物，则带有犹太人、苏格兰人、泰米尔人或马来西亚人的血统。 　　富豪和奉承他们的宣传家散布的无数"白手起家"的故事有多大的可信度？可信度不高，斯塔威尔说。泰国电信大亨、被赶下台的前总理他信·西那瓦(Thaksin Shinawatra)喜欢谈论他"卑微的家族背景"和对农村贫困的理解。但事实上，他信来自一个老牌商业王朝，家族生意涉及丝绸、金融和房地产。 　　斯塔威尔以同样的热情和神韵戳穿了其它几个神话，其中包括人们一再声称的香港是个"自由"经济体的可笑神话。事实上这个地方的经济充斥着卡特尔、双头垄断和寡头垄断，并且仍没有出台一部竞争法。 　　虽然书中有一些微瑕——比如一份地图上菲律宾的名称拼写有误，而且1984年中英香港联合声明的日期也被弄错了，但这本书比以前对亚洲商业家族的研究更深入，触及到了以前被忽视的主题，比如大亨们出于自身极其险恶的目的而滥用商业银行和上市公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