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陶陶 说 毛泽东

毛泽东：现代革命家与开国帝王的二元归一

在过去的一百年中，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者毛泽东一样，留给后人如此诸多的争议。关于他的争论，在他生前就早已泛起，在其身后也不曾结束。随着中国政治脉络和社会舆情的不断演变，大陆公众对毛泽东的看法，也不断出现起伏。而这位历史"风流人物"的人格面貌，也犹如希腊神话中变幻莫测的斯芬克斯（Sphinx），在无穷争议的尘积下，变得幽远而神秘。

事实上，毛泽东人格的特殊性，不仅仅源于他自身，更源于创造他的时代。他诞生于一个传统社会走向崩溃，现代框架尚未形成的动荡中国。1902年，当远在韶山的毛顺生按照传统，将自己儿子的毛泽东送入私塾读书之时，大陆沿海地区的部分上流人士，已经开始按照西式教育的方式培养自己的子女。毛泽东就诞生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并不可避免的烙上了剧变时代独有的双重特性。

根据目前已知的历史资料，毛泽东无疑出生于一个极为传统的中国农村家庭，他的父亲毛顺生是一位传统的中国式严父，母亲文七妹则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毛泽东八岁时，进入了家乡私塾接受千年不变的中国传统教育，直至十六岁以前，除了两年的务农，毛一直在韶山地区的多家私塾读书，毛后来曾把这一经历戏称为"六年孔夫子"。不论毛泽东自己承认与否，这种传统家庭出身和标准的私塾教育经历，将使他不可避免地带有古代中国的士人心性。

1910年，毛泽东离开老家，到了湖南湘乡县东山小学堂读书，毛泽东开始深入接触维新思想；1911年，毛泽东随学堂老师贺岚冈来到湘乡驻省中学，成为提倡共和革命的《民立报》之忠实读者；辛亥革命后不久，毛泽东在《湘汉新闻》上读到一篇谈论社会主义的文章，这是他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从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退学后，毛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大量阅读西方思想书籍：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等，他都一一读过，对于自己丰富的阅读量，年轻的毛泽东曾不无得意地自我评价到"从'现代三大哲学家'起，渐次进于各家"；到了1920年12月，毛泽东随着湖南请愿代表团来到北京，通过李大钊接触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从此成为了共产主义思想信仰者。这种对西方思想的大量吸收，不但使毛泽东具有了相当广阔的认知视野，更为他往后的政治生涯提供了足够的理论武器。

从毛泽东的经历来看，他既是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思想影响的旧时代经历者，又是一个颇具现代理论体系的新时代开创人。他的少年潜意识成长于在依旧古老的中国乡村，他青年世界观则形成于颇具现代化雏形的大城市中——事实上，毛只有到了1910年离开农村老家，才得知光绪和慈禧早在1908年就已病逝。

这种不同世界中构建的潜意识和世界观，使得毛泽东的行为与思想往往充满矛盾：他蔑视甚至厌恶中国的旧政治，却不由自主地按照以传统的方式行事；他相当推崇马克思、列宁的新观念，但又很少在实际行动中将这些思想导师当做自己的革命准则。因此，这无疑使得毛泽东呈现出一种非常复杂甚至矛盾的双重耦合，即他的政治理想无疑是《共产党宣言》，但他的行为逻辑则更像是《资治通鉴》。

就像历史事实所呈现的那样：在大革命期间，当其他的共产党领袖严格按照马克思、列宁的经验，在中国大城市中为数不多的工人中寻找坚定强大的革命军时，毛泽东则像中国历史上的刘邦、朱元璋和李自成一样，将目光瞄准了中国的农村，并深信那些"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革命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在1927年的中共反国民党大起义中，当其他共产党人试图像列宁、托洛茨基一样策反军阀部队时，毛泽东则回到了湘赣交界处，效法中国历朝历代的底层造反者，发动了农民起义，随后又以宋江式的古老梁山智慧，结交了井冈山的绿林好汉王佐、袁文才，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

事实上，毛泽东进行马克思革命的方式，杂糅的是《资治通鉴》的权谋和绿林好汉的狡诈，而非对马列导师经验的虔诚。对此，1927年11月的中共中央委员会，曾严词批评毛的革命方式，称其"只与土匪和杂色军队接头"；而英国学者(DickWilson)对于毛泽东的绿林式革命战争，也曾在《毛泽东》一书中评价道，"假若没有朱德，毛泽东甚至有可能变成一个土匪。"

同样令人迷惑的是毛泽东建国之后的表现。为了所谓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他一度对文化界人士标榜"百花齐放"，但当知识分子们的言辞超越他眼里的界限，"威胁"到社会主义本身时，毛则毫不犹豫地发动了对文化界的扫荡；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他曾宣称"多、快、好、省"搞建设，却酿成了争议至今的大饥荒；他曾试图以"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打垮党内的"走资派"，巩固中国社会主义的革命江山，最终仅仅为中国留下了至今难以弥合的政治伤痕。

其实，这些看似矛盾甚至残酷的历史，恰恰是毛泽东双重人格的政治体现——他以古代中国帝王的行事逻辑来巩固、发展和维护他的现代社会主义革命事业。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阳谋"讨伐，实际上与秦始皇震怒于妄议"郡县制"的儒生并没有什么区别，本质上都是对国家官方意识形态的保护，有趣的是，毛自己也曾就此自称"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而毛泽东为了保障革命体制，在文化大革命中清除党内的"走资派"元老，某种程度上更像是重复刘邦、朱元璋"功臣诅咒"的历史轮回。

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与《资治通鉴》式的枭雄逻辑，最终使得毛泽东的政治生涯在浪漫与崇高之外，蒙上了专制主义的带血烙印。他以帝王的方式反对帝王，以专制的手法打倒专制，以旧的思维扫荡旧的传统。在1949年之前的中国，不动员农民，不足以争取大多数的民众，就不可能取得马克思革命的成功；在1949年之后建国初期，不以帝王式的专制逻辑，就不足以维系政治基础极为薄弱的社会主义革命政权。

是以，毛泽东的成功，既是他自己的成功，也是时代的成功；毛泽东的缺失，既是他自己的缺失，也是时代的缺失。作为一个脱旧立新的历史巨人，他的一生，将不可避免地承受旧道德与新观念的双重考验。

正所谓"功首罪魁非两人，遗臭流芳本一身"，这难道不是这位历史宠儿一生功业的真实写照么？

为什么说毛泽东才是中共的真正创建者

 王陶陶

对于毛泽东之前的中共来说，由于受限于种种现实条件，共产国际及其实际领袖斯大林的喜怒乃是他们在党内外政治博弈中最需要正视的因素。从创党领袖陈独秀的倒台到张国焘、王明倒台，一系列历史事实表明，在当时的政治博弈中，最具决定性的力量并非领袖们的资望，也不是军事实力，而是共产国际的态度。这一令人困窘的现实，直到毛泽东整风运动之后才得到真正改变，从这个角度看，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才是"中国"共产党真正意义上的创造者。

"中国共产党有以斯大林为领导的列宁主义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

——王明《中国革命危机的加深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在党内具有独一无二的威望，毛泽东本人曾在建党初期的《湘江评论》中将陈颂扬为"思想界的明星"，并视其为"至坚至高的精神"高呼"祝陈君万岁"。但是一旦陈独秀被斯大林当做大革命失败的替罪羊时，这位中共开山之祖的政治厄运也就开始了。1927年7月12日，共产国际公布"训令"，将陈独秀停职，"不再视事"；7月底，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Vissarion Lominadze）宣布陈独秀领导的中共中央违反了国际指示；8月4日，共产国际代表在长沙召集中共湖南临时省委会议，要求与会者签名赞同"打倒陈独秀"，并将不同意该做法的代理书记易礼容予以免职；8月7日，在缺少陈独秀参加的中央委员会议上，共产国际指定了瞿秋白负责临时中央政治局。从此，曾经声名鹊起的中共创始人陈独秀，沦为无依无靠的政治孤魂。

陈独秀的下台充分表明，在当时的中共党内，斯大林的看法要远远比陈独秀的创党资历重要得多。

与之相应的是，陈独秀的继任者瞿秋白之所以能够继之后起，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瞿秋白获得了斯大林的信任——尽管时间不长，但也足够使其担任中共领导人。在苏联顾问鲍罗廷（MikhailBorodin）与中共领袖的长期争执中，作为苏联顾问翻译的瞿秋白始终坚定不移的站在鲍罗廷的一边；在1927年2月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决议在中共高层的争议中，只有"瞿秋白百分之百地赞成这个决议"。因此，当作风强势的陈独秀被共产国际罢免之后，瞿秋白顺就理成章地成为中共新领袖，并1928年的中共六大之后成为中共驻苏联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通过该代表团指导中国革命）。

不过，一旦瞿秋白失去了斯大林的信任，也就意味着这位中共领袖的政治生命走向终点。1930年7月，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PavelMyth）的支持下，米夫亲信王明指责瞿秋白是中国"托洛茨基（LevTrotsky）反党小组织"的后台，随后共产国际免除了瞿秋白的驻苏代表团团长职务，瞿秋白被迫回国，这标志着瞿秋白政治失势的开始；1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莫斯科的会议上点名批判了瞿秋白，随后1931年1月，在共产国际官员米夫及其亲信王明的主导下，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将瞿秋白定为"左"倾教条主义者，瞿秋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不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从此，曾经的中共政治明星瞿秋白，彻底陨落了。

与瞿秋白同期的中共领袖向忠发之崛起，实际上并无二致，同样依靠的是斯大林领导之共产国际的亲睐。

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文化水平极其有限，但由于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认为中共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党内领导层工人阶层的数量有限，因此向忠发得以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全票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委员；同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十周年庆典之上，向忠发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受到了斯大林的亲自接见，并由此受到了共产国际的重视；1928年7月，中共在莫斯科召开六届一中全会，向忠发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受到了斯大林的肯定，从此向平步青云；7月20日，向忠发被推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共中央常委会主席，沿党内习惯称之为"总书记"。

这些事实表明，无论是身为当时中共创建者的陈独秀，还是精通革命理论的瞿秋白，抑或是"纯洁"的工人革命家向忠发，其命运沉浮仅仅取决于斯大林对其的观感，而非其资历、学识和才干。

对于这一点，后来的中共领袖毛泽东也将深有体会，而毛对中共的中国化改造，某种程度上也是其真正了不起的地方。

++++++++++点评：

创党之初，百业草创，不得不依托外国。

事实上，当时之中国，奉张依托日本，冯玉祥依托苏俄，国民党先后依托日本、苏俄、美国，但凡有所建树者，无不与外援相关。

故这并非黑历史也，只是当时中国政治现状之剖面。只有理解这一点，才能知道毛泽东崛起过程中之艰难险恶。

巨人的沉浮：莫斯科阴影之下的毛泽东

 王陶陶

诚如上文《毛泽东崛起的大背景：谁才是真正的话事人》所言，由于建党初期的政治现实，毛泽东在苏区的政治命运同样受制于莫斯科的粗暴指令，本文将讲述毛泽东在期间身不由己的沉浮。

从1927年到1930年，在中国很多大城市，大批有着丰富造反经验、擅长街垒战的德国人、俄国人先后被派华领导中共暴动，特别是1927年12月的广州暴动，不仅是共产国际代表涉事其间，甚至苏联外交官都有亲自参与，但是这一切都无一例外地先后失败了。与之形成对比的是，1928年底，共产国际秩序委员会东方部从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得知，尽管"各地的中国革命处于严重的困难中"，但"毛泽东控制的湘赣数县形势甚好"。从此毛泽东开始真正出现在共产国际的视野之中。

随着中国共运在大城市的不断失败，斯大林亦逐步重视红色政权"武装割据"在中国共运中的重要性。据大陆学者杨奎松的《中间地带的革命》记载，该年5月，斯大林对来莫斯科汇报工作的周恩来说："既然中国的军阀都能搞武装割据，你们为什么不能建立大一些的武装根据地。如果有四川那样大的一块地方，中国革命就好办了"；另据7月23日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记载，斯大林表示"斗争的群众不能一开始就占有工业中心"，"暂时我们还没有全中国的客观革命形势"。"建立完全有战斗力的政治上坚定的红军，在现时中国的特殊条件之下，是第一等的任务"。这些恰恰表明毛泽东与斯大林意见的不谋而合。

在这种情况下，6月，从莫斯科回来的周恩来传达了斯大林指示，开始重视苏区干部。此前遭到中共中央严厉抨击的毛泽东在六届三中全会上顺利晋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标志着毛泽东开始真正进入中共核心领导层。

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后，根据斯大林的指示，中共开始尝试在全国最大的苏区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按照惯例，原本中共中央总书记应该成为这个政府主席的唯一人选，但是当时的总书记向忠发反而向莫斯科提议，称应由根据地的创立者和领导者毛泽东来任政府主席，这一提议不久得到了莫斯科的认可。毛泽东当即被内定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毛泽东一跃成为苏维埃中国的最高政治领袖。从此，毛泽东成为中共形式上的政治领袖之一，这为其在中共内部的政治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不过，斯大林对"武装割据"和"红军建设"的重视，带给毛泽东的并非只有美好的经历。

1931年之后，在国统区中共机构遭到破坏和斯大林"建设苏区"的要求下，包括博古、周恩来在内的中共中央大批高级领导陆续从大城市迁入苏区。按照毛泽东自己的话就是，中共中央苏区一时间"钦差大臣满天飞"，当时只有政治局候补委员身份的毛泽东处境变得日趋艰难。

与此同时，刚刚进入苏区的中共中央领导，与开创中央苏区、本质上属于地方领导人的毛泽东之间，存在着两种难以调和的矛盾。一方面，双方在军事指挥权力分配上出现矛盾，1932年，在党内威望相对有限的毛泽东不但担任了临时政府主席的虚职，还顺势兼任着红军总政委的实权职务，这在当时的党内是难以想象的；另一方面，在执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示过程中，双方在苏区建设和军事路线等问题上存在着广泛的争执。这引发了冲突，缺乏莫斯科背景的"土秀才"毛泽东很快败北，并遭到了打压。

1931年11月，在王明的授意下，以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3人组成中央代表团在江西瑞金叶坪，召开了中共中央苏区党组织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会议批判了毛泽东的"狭隘经验论"错误，免去其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位；1932年10月，围绕着红军如何作战的问题，毛泽东与其发对者发生争执，最终，与会人员以毛不能真正执行共产国际的指令为由，免除了毛泽东的红军总政委职务，并由周恩来接替；1933年初，中共中央以反对"罗明路线"为由，猛烈抨击毛泽东，毛的追随者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等人先后遭到罢黜甚至关押，到了1934年1月六界五中全会之后，毛泽东仅剩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虚职，被完全架空为橡皮图章。

不过，必须承认的是，尽管王明、博古等人对毛泽东进行了相当严厉地打压，但是由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毛的重视，使得这种打压始终留有余地，并使毛不曾遭受瞿秋白、何叔衡等人被彻底遗弃横死的厄运。

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眼里，毛泽东始终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据1932年11月《上海中央局转发共产国际致中共中央的电报》记载，面对王明对毛泽东拒绝执行共产国际"进攻路线"的控告，共产国际表示，毛泽东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苏区的军事指挥应该依靠这些有成功经验的人……应设法劝说毛泽东赞成"进攻路线"，而非排除在军事指挥系统之外；另据1934年4月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关于发对毛泽东同志来苏治病电报》记载，莫斯科明确拒绝了中共中央要求将毛送往莫斯科治病的想法，反而要求其尽可能地争取毛泽东的支持。

共产国际的态度决定了毛泽东虽然屡遭党内对手的批判打压，却始终保留了政治上的一线生机。1934年1月，博古虽然不让毛泽东参加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却不得不将其从候补政治局委员选入莫斯科圈定的9名正式委员之中；与此同时，王明在苏共十七大上则正式宣布，在"毛泽东同志任主席"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下，"我们已经在几百个县建立了巩固的苏维埃政权"。

事实表明，恰恰这一线生机，最终保存了毛东山再起的根基，并使其能够在随后的党内政治斗争中，挫败军事实力和政治能量远超过自己的挑战者。

+++++++++++ 点评：

苏区的挫折对毛泽东本人来说，实际上是好事。

早期的毛泽东仰仗自身才智颇为自得，其行事过程中蔑视上峰过于赤裸，很快遭到打压；另外，其在政治博弈中果敢有余却耐性不足，常常使得潜在对手心怀恐惧，并联合起来。

在宁都会议中，毛泽东突然被他看不起的对手们联合围攻，以致于一败涂地。这给他留下了毕身难忘之教训，恰如林彪所言："主席最惧投票居于少数"；另外，苏区的败落，也让毛更懂得迂回、耐心和等待的重要性。

正所谓："天时不在，则耐心以待天时；正面无门，则迂回寻找门路"。从这个角度看，毛泽东能够崛起为历史巨人，苏区之败，功不可没。

类似的是，1987年叶利钦在苏共会议上被围攻，遭遇惨败，事后大病一场，几乎自杀，但也从此真正崛起。

毛泽东走出最黑暗的时刻：先见与隐忍的大智略

1934年10月,中共在所谓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遭遇重大挫败，被迫开始北上。博古等人的领导能力遭受质疑。1935年1月15日至17日，红军在北上途中占领贵州遵义，并在此举行会议，此次会议改变了原来的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领导，增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形成了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等人的新领导集体，毛泽东恢复了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

不过，此时毛泽东的权力还远远达不到稳固，因为当时的中共失去了与莫斯科沟通的电台，这就使得新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缺乏最重要的政治手续，即来自莫斯科特别是斯大林的背书认可。在这种情况下，新中央的权力合法性不可避免地有着重大缺陷。当时的红军洋顾问李德（OttoBraun）就曾在《中国纪事》中这样评价道："在遵义会议之后的最初几年里，他（指毛泽东）的权位相对来说还不够稳固。"

在合法性不足的情况下，来自实力派的挑战就不可避免。

1935年6月25日，只有7,000残兵力的中共中央与拥有83,000精锐的中共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在四川懋功会师。对于当时会面的情景，张国焘回忆道："在离抚边约三里路的地方，毛泽东率领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和一些高级军政干部四五十人，立在路旁迎接我们。"

实力的巨大差距，使得张国焘不可避免地轻视中共中央领导人，而新中央合法性的不足，更驱使张质疑其的权威。据韩素音《周恩来和他的世纪》描述，张国焘称毛泽东为"乡巴佬"；而刘伯承则亲眼看见张国焘嘲讽毛泽东："我们跑来还听你毛泽东的指挥啊?"另据时任红三军团参谋长的肖劲光回忆，两河口会议当天，博古宣传中共中央的讲话，张国焘不待博古发言，就粗暴地连声说"散会、散会"，其对新中央的不屑可见一斑。德国顾问李德则在《中国纪事》中这样写道，"张国焘以主人的姿态接待我们，他显得相当自信，并充分意识到了自己在实力上优势。"

另外，更为恶劣的是，由于新的中共中央缺乏共产国际的认可，这就使张国焘开始尝试扩大实力基础并取而代之。

当时中共中央的军事实力主要集中在红一、三军团，两个军团的将领林彪、彭德怀就成了张国焘拉拢的重点对象。彭德怀在其回忆录《彭德怀自述》中详细记录了张国焘拉拢自己、质疑遵义、会理两场会议合法性的过程，他说"张国焘派秘书黄超来亦念，住在我处。说此地给养艰难，特来慰劳。送来几斤牛肉干和几升大米，还送来二、三百元银洋……他又说，张主席（张国焘）很知道你"；另外，据中共将领聂荣臻回忆，"有一天……右路军的政治委员是陈昌浩，他是代表张国焘的……他问我，你对遵义会议态度怎样？你对会理会议态度怎样？我说，遵义会议我已经有了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已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看来……要做我的工作，要动员我出来反对毛同志"。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增选为政治局常委，成为党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质疑这个会议的合法性，本质上乃是不承认包括毛在内的新中共中央之政治地位；会理会议批评了林彪和彭德怀等红一方面军（中共中央直属部队）将领，张国焘不同意这个会议，实质上则是拉拢中共中央直属部队的人心，对新的中共中央进行釜底抽薪。

在这种情形下，中共红军的分裂在所难免。不久，因忧虑张国焘可能的吞并企图，毛泽东突然率领中共中央直属部队单独北走，将包括朱德、刘伯承在内的大批中共中央干部和中央红军5、9军团遗留在张的麾下。1935年10月5日，实力雄厚且已经就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在四川马尔康县卓木碉开会，就此指责毛泽东等中共中央干部分裂红军，决定另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史称"第二中央"），张国焘任中共中央主席，"第二中央"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张闻天）的党籍，同时以"党团中央"的署名向陕北地区兵微力孤的中共中央傲慢地宣示道："此间已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

张国焘的挑战带给毛泽东毕生难忘的屈辱感。1960年10月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Snow）时，依然将其成为"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不过，与在中央苏区1934年毛泽东的失势过程一样，真正决定毛泽东能否打败张国焘的，并非双方的兵力强弱，而是谁能得到共产国际特别是斯大林的认可。

早在1935年2月遵义会议结束之后，新的中共中央就派遣潘汉年和陈云奔赴莫斯科，以取得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认可。9月中旬潘汉年抵达莫斯科，受到了王明的接见，1935年10月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批准了以张闻天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这代表着斯大林对以毛泽东为实际领导者之新中共中央地位的认可。1935年10月3日，王明决定派潘汉年和林育英两人分别回国，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文件和对张闻天、毛泽东的任命。

1935年11月7日，林育英抵达了张闻天、毛泽东所在的陕北革命根据地。12月中，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会议，听取了莫斯科和斯大林方面对中共新领导集体的认可。不久，林育英即以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代表的名义，要求兵强马壮的张国焘"第二中央"向张闻天、毛泽东的低头。

12月22日，林育英致电张国焘，要求其把一、四方面军的分歧交共产国际或中共七大裁决，张国焘回电称"完全服从共产国际领导"；1936年1月16日，林育英再电张国焘：称"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要求张国焘取消自立；1月24日，林育英三电张国焘，以明确的口吻警告对方："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命令张取消自立的中央；2月14日，林育英再次致电张国焘，称中共中央"北上陕甘"的方案已经得到斯大林的同意，直接以斯大林的名义迫使其对方北上。

就像在中央苏区毛泽东所面临的困境一样，携带着斯大林名字的尚方宝剑迅速摧毁了张国焘部队和干部对其的忠心。2月14日，林育英标注着得到"斯大林同意"的北上命令发出之后，包括张国焘亲信陈昌浩和老部下徐向前在内的红四方面军主要将领宣布服从共产国际的指挥，张国焘瞬间变成了孤家寡人。对此，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一书中哀叹："事态的发展，使我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开始转居劣势。"不久，张国焘被迫宣布取消自立，并率领自己远比中共中央强大的军队归附陕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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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在这场博弈之中，毛泽东显示了相当的先见和隐忍。

懋功会师之后，虽然张尚未明目张胆地攫取中央职权，但只要中央红军与之合并，则张坐拥钱粮兵马优势，就可以轻易掌握人事和军事大权，从而不断收买裹挟人心，最终顺理成章地控制中央政治局。对毛来说，这是未来必然出现的巨大风险——到时候，张不但拥有了实力优势，还将拥有了合法性。

在这种情况下，毛与莫斯科信任之张闻天、博古等精诚合作，迅速与张国焘脱离接触，坐待莫斯科必然"利我"之裁决，实乃彼强我弱巨大风险之中的唯一胜利之途。

与之相应的是，张国焘仰仗实力优势忘乎所以，忽略了斗争取胜的关键，任凭虚荣的本能做崇，肆意轻慢羞辱张闻天、博古等莫斯科信任之知识分子，则为自己的政治生命播下了毁灭的种子。

这其中的逻辑看似简单，却体现出先机与隐忍的大智慧啊。

毛泽东的谋略：釜底抽薪击败最强政治对手

1937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王明（前排中）主宰了该次会议

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图为全会主席团成员合影。前排左起：康生、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项英、王明；后排左起：陈云、秦邦宪、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这次会议上王明失势）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在斯大林的推动下，中共开始寻求与蒋介石合作，以建立中国抗日统一阵线；1937年7月，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随着时局的变化，为了更好地督促中共落实斯大林的主张，共产国际决定派遣王明等长期驻苏的中共领导人返回中国，以确保政策的有效推进。1937年11月29日，王明乘飞机抵达延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一批中共领袖"冒着纷飞的大雪"在机场迎接。据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郭德宏编著的《王明年谱》记载，毛泽东当场发布了题为《饮水思源》的演说，以相当夸张的口吻称赞王明，称其是"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回到延安是一件大喜事，喜从天降。"

实际上，毛泽东的表态深刻反映出王明当时的党内影响力。与凭借军事实力的张国焘不同，王明长期在共产国际身居要职，又有机会亲见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GeorgiDimitrovMikhailov）等领袖，他与斯大林距离之近，在当时中共领袖中绝无仅有，这使其能够动辄以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名义号令中共干部。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表示："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上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王明暗示这个策略上的变动很为重要，而且是出自斯大林本人的意见"；彭德怀也《彭德怀自述》中称："王明讲话是以国际口吻出现的。"所以，当王明抵达延安的时候，立刻展现出巨大的政治能量，并对毛泽东的政治地位构成了严重威胁。

1937年1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十二月会议，王明挟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指示的威信，提出了"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轻而易举地得到了绝大多数与会人员的支持，并使毛泽东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在政治上，王明关于统一战线的论断得到了压倒性多数的认可；在军事上，王明对毛泽东以山地游击战为唯一作战方针的批评，也引起了相当的共鸣，彭德怀就对此"表示赞同"，并在会后称毛"在延安，不接触前方群众，不了解情况"。

在王明全面优势的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表示退让，称自己"抗战发动后对国民党的转变估计不足"（《毛泽东传（1893-1949）》）；另一位中共领导人张闻天甚至认错道，"这些错误，我与毛泽东是要负责任的"。对于当时会议的情景，毛泽东表示"我是孤立的"（《毛泽东传（1893-1949）》）；而中共高级干部李维汉则在其《回忆与研究》一书中写道，"十二月会议"后，毛泽东曾对他说："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

以王明为核心的长江局

不久，王明奔赴武汉，成立了其一手把控的中共中央长江局，率领包括周恩来、博古在内的政治局委员，与毛泽东实际控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分庭抗礼。

一方面，王明控制的长江局经常以中共中央自居，发表各种宣言、声明。如王明刚到武汉就以中共中央名义于1937年12月25日发表《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3月24日以中共中央名义递送《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并拒绝提交延安拟就的《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凡此举动，完全不把毛泽东等中共中央书记处放在眼里。

另一方面，长江局经常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插手中共政治、军事事务，并质疑延安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合法性。长江局往往以王明、周恩来、博古和凯丰的名义，直接向中共控制的八路军各部发布指示性意见；王明又经常以长江局政治局委员时而超过陕北为由，质疑张闻天、毛泽东的中央合法性。

前共产国际代表李德洞若观火，他在《中国纪事》中回忆说："（当时）我们（实际上）把华中局（即长江局）叫做'第二政治局'。"而相当多的中共领导层也将王明视为真正的领袖，据俄罗斯历史学家维克托·乌索夫(ViktorNikolaevich)的《中国的贝利亚》记载，1938年初，康生陪同王明到枣园给敌区干部训练班作报告的时候，就曾率领学员们赞美王明："我们党的天才领袖王明同志万岁。"对此，毛泽东表示，"十二月会议后（中共）中央已名存实亡"。

在这种情况下,唯有借助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认可，才有可能釜底抽薪，打败王明。恰好此时，共产国际内部的权力格局发生了对王明极为不利的变化。1937年肃反运动中，王明的恩师、同时也是其最关键的支持者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遭到指控，被视为反革命和托派分子于1938年7月判处死刑。由于王明和米夫关系极为密切，属于米夫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这就使得共产国际对王明的信任大打拆扣。据任弼时回忆，当时的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对王明印象很差："这个人（王明）有些滑头的样子"。共产国际情形的变化，意味着王明的政治根基开始坍塌。

1938年7月，在苏联治病的中共领导人王稼祥回国前夕，受到了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的接见。据王稼祥的《国际指示报告》记载，在会见中，季米特洛夫明确表示了对毛泽东的支持，声称"中共领导层要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形成紧密团结的空气。"更重要地说，季氏明确传达了斯大林的意见，称斯大林要求各国共产党要宣传自己的领袖，树立他们的权威。这一表态，直接截断了王明的政治根基，迫使其不得不向毛泽东低头。

1938年9月中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10月，中共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康生、陈云等明确表示应推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彭德怀等军事将领则声称"毛泽东十多年来基本都是正确的"；在迅速形成的拥护毛泽东领袖地位的气氛中，大势已去的王明也不得不见风使舵，在其报告《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得胜利》中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今后要向众星拱月般那样拱卫在毛泽东同志的周围。"

王明的屈服，标志着毛泽东中共领袖地位的真正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