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一琨:温州商人的信仰与信用

黄一琨:温州商人的信仰与信用

　　有信仰传统的温州商人们厌倦了艰难的实业经营，着迷于金融游戏，他们中的一些人相信，席卷该城的信贷危机，也是一次信仰危机。　　　　温州的冬天在连续几天中雨后降临，寒意侵入骨髓。
　　11月8日，在一场20多人的温州商人晚间聚会上，一位海外学者正在为他们讲解欧美经济形势。能够参加这场聚会的商人都还没有被卷入正在这场城市里蔓延的借贷危机，他们的车牌还不会被债权人牢记而面临跟踪。
　　临到聚会结束，这位学者给在场众人的建议是：“尽快清理个人债务”以及“享受家庭之乐，非物质的享受将更重要”。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温州和世界的距离就日益拉近—迄今为止，温州每年向全世界出口近8亿双鞋、1.6亿只打火机……这些商品的大部分订单来自欧美和日本，还有将近60万温州人在海外做生意。参与此次聚会的商人们生产的产品，比如，鞋、工业仪表、低压电器的很多订单也都来自欧洲和美国。一位商人说，他的同乡在欧洲开超市，最近几乎所有商品都滞销，唯一需求很大的是储蓄罐—连生活在高福利社会、优哉游哉的欧洲人也开始存零用钱了，他们对温州制造还有以往那样旺盛的需求吗？
　　这位学者专攻神学，经济危机引发了他的好奇，所以略做了些研究，并顺道来温州看看。
　　“这场危机就是《启示录》里提到的黑马。”这位神学家对在场的商人们说。在圣经中，黑马象征着贫穷和缺乏。



　　团契
　　聚会中，钱月珍的名字不断被提到。温州市金泓信用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钱月珍和她的女儿徐密从9月20日左右已经人间蒸发。知情者说，钱月珍在温州“有头有脸”，有近600个家庭把钱借给了她。
　　在温州，担保公司几乎是“老高”（温州人对放高利贷者的称呼）的同义词—原本只是作为信用服务中介的担保公司干脆自己从民间吸纳资金，做起放款业务，成了民间借贷市场上的主要玩家。
　　大家议论究竟有多少熟人的钱放在钱月珍那里，猜测她现在在巴西、芬兰还是云南。期间，也有人抱怨银行对企业抽贷、停贷，导致危机爆发。
　　这样的聚会叫做“团契”，也就是伙伴关系，源自《圣经》的“相交”一词，意思为相互交往、分享和建立关系，是指上帝与人之间、基督徒之间的亲密关系。
　　商人们开着宝马、奔驰、保时捷、路虎来参加团契，这在温州并不是一件新鲜事。浙江大学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陈村富教授指出，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温州人大量经商之后，信仰基督教的商人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群体。2003年，陈村富在温州市4个教堂进行调研时发现，从1980年代初到2000年初的这段时间里，这个群体的增长尤其迅速。
　　对中国基督徒商人群体有过研究的美国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宗教与中国社会中心学者Joy Tong Kooi Chin解释说:“我想商人成为基督徒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中很多人很苦闷，很不快乐。”有管理学家认为，中国商人中绝大部分人的生存方式是完全单轨制的，永远围绕着“生意”或者“钱”这个主题来打转，也缺乏和外界的情感交流，这种生活极易导致精神高度紧张并随之感到空虚。由此，夹杂着成功学方法论的管理培训、各种特定人群组成的俱乐部乃至宗教信仰便“趁虚而入”。
　　“我见过一个商人团契的口号就是做个快乐人，我问为什么，他们说我们什么都有了，就是没有快乐。”Joy Tong Kooi Chin说，“商人们在日常的讲道里也会提到抑郁症。”
　　在这个聚会里，气氛更是难称快乐。闲聊的话题从时局逐步过渡到信仰，最终上升到神学。人们讨论起马丁?路德在发起宗教改革运动之前思考的命题：人的罪怎样才能被赦免—这是典型的内心焦虑的人才会讨论的问题。
　　焦虑总是源自恐惧。这是对未来的恐惧，谁也不知道这场危机有多严重，持续多久。人们都倾向于相信，到了年底，由于企业要还贷、续贷，还要结算工人工资，资金链将更为脆弱。如果有更多的人像钱月珍一样靠跑路躲债，将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危机。
　　另一层恐惧来源于在这场危机中，人性中的贪婪与狡诈已无所遁形。此前，在中国，关于商人是否需要信仰的讨论得出的结论总是一边倒的。不管最终选择何种宗教信仰，人们相信人的人格因素中那些糟糕的东西，包括逐利、贪婪、虚伪和不守信等等都能依靠信仰的力量得以被抑制。尽管逐利是企业家的本性，但是赚钱的欲望能被信仰所制约。
　　“我们过去想的是生意成功，多挣钱，然后奉献一些给教会和社会，这样就安心了。”一位商人反省说，“但现在想想，我们也许在不知不觉中假借了上帝的名义在满足自己的贪欲。”
　　《圣经》将人间的财富形容为“无定钱财”，如水泼去。“人们如此喜爱房子，拥有大房子就仿佛进入了天堂。如今他们的天堂从每平米四万降到了每平米一万！”一位牧师对这场信贷危机后一些商人的境遇如此比喻说。
　　和这晚参加团契的商人们一样，逃跑的钱月珍也是一名基督徒。


　　第一块骨牌
　　同为基督徒的黄伟建认为钱月珍和徐密的做法简直是在给基督徒的声誉抹黑。
　　因为创办官方支持的温州民间资本投资中心，黄伟建这两年在温州商界名声鹊起—这个中心据称已经有180亿资金登记在册，希望能够寻找到合适的投资项目。目前，这个中心拿出了2亿元“临时周转资金”，帮助资金链紧张的企业。
　　1972年出生的黄伟建自称上高二时就办了一家皮鞋厂，后来涉足过电子行业、海外贸易和金融投资。嗅觉灵敏的他曾经寻求来自政府的帮助，在一个有影响的企业主出逃前将其控制住。包括钱徐母女出逃事件在内，被卷去钱财的受害者中有不少人也是基督徒。
　　11月7日这一天上午，黄伟建坐在自己宽大的办公室里，接待一批又一批来访者。
　　“你看到的这个人，”他指着一个男子的背影说，“他是走投无路来找我帮忙的。”第二天，据说这个男子因为被债主24小时跟踪，惊恐之下跑进了派出所求救，债主则在派出所门口守候。
　　“派出所里面躲债和在外面逼债的人都是我的朋友。”黄说。谈话间一个电话打来，他接完以后说：“又有人跑路了，扔下了300名工人。”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2011年上半年进行的一次调查表明，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达到1100亿元，有89%的家庭或个人、有59.67%的企业参与其中。
　　温州人不愿意把闲钱留在手上，一直都有借贷投资生息的传统，而这一传统如果不加以控制和引导，最终往往造成资产泡沫。上个世纪80年代，当黄伟建 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温州曾出现过炒卖五针松的场面，这种观赏型松树盆景最终成为温州民间资金的炒作热点。与之类似的是，北方一盆君子兰的价格从几十块钱飙升至十万元。黄伟建记得自己的邻居伺弄了一院的五针松，自夸其价值超过了自己家所在的整栋楼，最终泡沫破裂，血本无归。随后，温州在2001年进入房地产领域的资本就高达2000亿元，“温州炒房团”因此得名，这一投资如果遇到房价下跌，立刻就会变成“烫手山芋”。
　　从2011年开始，国家的宽松货币政策终结，贷款紧缩，过度融资造成企业在续贷时面临资金链断裂的信贷危机。在黄伟建看来，这只不过是旧事重演而已，“只是这是几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
　　不少温州商人私下说，引发危机的第一块骨牌是“拆违”。
　　在改革开放初期，温州民营企业大多数是家庭式作坊。后来由于土地稀缺，新厂房批不下来，只能搭建临时棚屋应付生产急需。“温州的活力在于变通。”黄伟建说。
　　但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2010年8月上任后认为，违章建筑影响了温州的城市形象和发展，而要提高城市竞争力、实现升级就得拆掉违章建筑、增加绿化面积。据统计，温州现有违章建筑4000万平方米，相当于主城区鹿城区面积的1/7。为了保证拆迁能顺利推进，违规建筑的拆迁与企业用电、房屋产权登记等相结合，由城管、公安、银行等十多个部门联动。如不配合拆迁，企业或者个人会面临停水、停电、停贷的风险。
　　“这就叫拆违。”黄伟建指着窗外住宅楼零落的楼顶说。这些楼顶原来都有居民自己搭建的蓝顶天棚，其中大部分都已被拆除。
　　规模浩大的拆违究竟是怎样变成压垮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的？一家温州制鞋企业的商人说，自己原来1万平米的厂房中有7千平米违章建筑，在2009年因故被拆，如今需要支付8元/平方米的租金，而迁入工业区的企业支付的租金高达20元/平方米。温州产品一向以低价著称，而拆违使得生产成本急剧增加。
　　更致命的是，企业想做房产贷款抵押，必须要有政府部门的无违章建筑证明，拆违使一些企业生产暂停，并在贷款到期以后因为没有抵押物或证照不合法，无法续贷。


　　信贷之城
　　温州的企业融资原本就有两条渠道：符合银行资质的，获得利率较低的贷款；因规模、企业资质等问题，不符合银行要求的，需要转向民间借贷市场。后者没有抵押、企业资质和贷款时限的限制，但却要付出高利率的代价。
　　这原本是两个相互独立的融资系统。但是精明的温州人一直使用“还后续贷”的资金腾挪方式，也就是银行贷款到期以后，利用民间借贷搭桥，在偿还贷款后数日，企业可以获得银行续贷，从银行拿到的新贷款用于偿还民间借贷。企业规模越大，就越需要资金周转。向银行还贷款时一下子拿不出来那么多钱，就需要借用几天高利贷来补缺。银行一般需要两周的工作日来做续贷工作，在这两周的空当里，温州人就去找被称作 “老高”的高利贷来填补。
　　在崇尚熟人经济的温州，一开始，人们只愿意把钱借给讲诚信的熟人。但近几年，街坊邻里已经转变为个体、私营企业等多种借贷主体，一些人开始借助典当行、担保公司等各种合法形式调用资金；也有人以个人消费名义向银行借款，然后投向高利贷以获取利差。
　　一位开担保公司的商人回忆说，从2006年开始，“老高多了起来”。中国政府从2008年开始实施的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使得市场资金宽松，当时银行利率低，高利贷利率也不高，而且都是用于短期周转—周期短的话，对于“老高”来说，收益安全稳当。
　　但接下来的原材料价格、工人工资上涨和人民币升值，导致实业利润日渐微薄，很多商人开始转向对外投资，实业则成为他们的融资平台。黄伟建说，他的一个朋友的企业每年都亏损200万元，但一直坚持做下去，就是因为凭借实业每年可以从银行获得几亿元的贷款。
　　在温州，担保公司几乎成了“老高”的同义词—担保公司本来是个人或企业在向银行借款时的缓冲。银行为了降低风险，不直接放款给个人，而是要求借款人找到第三方为其做信用担保；银行放款后，担保公司收取相应的服务费用。然而温州的很多担保公司却做起了放贷业务。
　　获利丰厚的生意总是危险的。温州市联银信用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晓东说，自己2009年想要开办这家以汽车消费贷款担保为主业的公司时，深知担保公司声名狼藉，因此，他在做决定之前请求自己的牧师给予指导。
　　牧师告诉朱晓东，开担保公司必须符合三个标准：业务范围不违背国家相关法律；不违背《圣经》；不雇佣黑社会催债。朱晓东说，牧师的话让他“稳定了自己的心”，他就这样开始涉足汽车消费贷款担保业务。
　　在温州，有的教会甚至像金融监管机构一样专门要求信徒放贷的利息不得高于月息2分（年利率24%）。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民间借贷利率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2分的依据正来于此（目前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6.56%，因此民间借贷年利率上限为26.24%）。
　　“但黄伟建曾经是温州最早把民间贷款的月息炒到1角（月利率10%，年利率120%）的商人。”一位温州商人说。
　　另一位商人问：“他真的说自己是基督徒吗？”
　　2008年第四季度，国家启动了“4万亿元投资 计划”，银行对中小企业前所未有地慷慨劝贷。一位鞋厂商人说，信贷员为了把钱贷出去，常常会在贷款基准利率的基础上下浮动10%左右，很多企业在银行的诱惑下贷了款，然后四处寻找合适的项目投资。
　　担保公司的失控和2008年国家的宽松金融政策，都导致民间借贷的链条越来越长。这些钱的投向从温州传统的制造业扩展到其他产业以及房地产。人民银行温州支行的监测调查显示，温州1100亿民间资本中，只有35%的资金流向了实业经营；用于投资房地产和集资炒房的占20%；以借贷债券或者资金的形式停留在民间借贷市场的占40%，还有5%为其他投资、投机和不明用途。有知情者说，也有部分资金流入境内外赌场。2011年4月份“跑路”的江南皮革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鹤就是因为豪赌欠债逃往国外。
　　温州这条复杂的金融链条若要正常运转，必须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一是房价永远不跌； 二是温州企业的利润丰厚。第一条已经成为了历史。2011年10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首次出现全线下跌。温州房价跳水，新房和二手房价格环比分别下降了4.9和4.4个百分点。至于第二条，一位私募基金合伙人在一次采访中曾说，2011年头两个月温州的规模以上企业（收入在500万元及以上的法人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是26.58亿元人民币，满打满算一年只有100多亿元的利润，而银行加民间借贷的利息是100多亿利润的数倍—这其实是一场根本进行不下去的疯狂游戏。
　　这场游戏终于在2011年结束了。从2011年1月开始，央行六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有专家认为相当于有9000亿资金从市场抽走。到了7月份，担心风险的温州银行开始抽资、不续贷。水涨船高，温州市政府的资料显示，民间借贷的综合年利率已经从年初的23.01%增加到9月份的25.44%。朱晓东说，事实上民间无抵押贷款的月息已经高达5分到6分（年利率60%-72%）。
　　恐惧是信贷危机这枚硬币的另一面。朱晓东说，从7月份王晓东出逃，危机的连锁反应已经开始显现。王晓东于2007年左右炒股、炒房发了财，随后开办了一家创投咨询公司，广泛吸收温州公务员的资金。至2011年7月左右，其借贷规模达12亿元，因为投资不当，资金链断裂。7月份，一个大型商业地产在高利贷重灾区龙湾区开盘，不少人抽出资金去买商铺，一下子引发很多“老高”资金链条紧张。拆违、银行抽资和高利贷挤兑连环反应，企业倒闭、老板跑路的现象开始不断出现。黄伟建说，那些找他帮忙重组的企业大部分都资不抵债，没有重组价值。
　　朱晓东的担保公司刚刚把一辆客户用来抵债的原价近600万元的劳斯莱斯轿车转手卖给外地人，成交价还不到300万元。在高利贷最严重的龙湾区永强镇，温州商人原来一共有10辆劳斯莱斯，如今有8辆已经流入二手车市场转让。


　　信仰之殇
　　朱晓东很感谢来自牧师的忠告。在“老高”们惶惶不可终日的危机中，因为做生意手法谨慎，他的担保公司安然无恙。他请来一位精干的总经理，团队也组建完备，他现在只想在家里看几本和信仰有关的书。
　　他不大喜欢参加商人们的团契，更愿意和教会里的普通人在一起。“虽然他们很多人不富有，但是和他们交流，我有生命相通的感觉。”黄伟建则把自己教会的一位传道人痛骂了一通，因为这位传道人把自己的全部家当借给了别人，血本无归，却事先没有向深谙本地金融的黄伟建咨询。黄现在很少去教会。他一直不习惯温州教会几十年来的主日礼拜、唱诗的风格，认为那些都是表演，缺乏真实的爱心和影响力，跟不上时代。偶尔去教会的时候，他还会当众反驳牧师的观点。
　　黄伟建认为对于温州商人来说，这不仅是一场信贷危机，还是一次信仰危机。温州商人们开始厌倦了艰难的实业创业，着迷于财富游戏。“银行贷款是诱人的禁果。”有商人如此形容说。财富的咒诅让以精明著称的温州人陷入了这场骗局般的游戏无法自拔。
　　“120万的房子能够从银行贷出100万，把房子抵押了然后再去买120万的房子，然后再贷出钱来，有多少人能够抵挡住这种诱惑？”黄伟建说，温州商人变了，变得喜爱享乐。温州一个地方去年一年消费了9万瓶大拉菲—这是目前中国官员和商人应酬最喜爱的顶级法国红酒，每瓶价格不低于1万元。
　　学者Joy Tong Kooi Chin说商人们需要宗教，是因为可以安慰他们的心，让他们专心工作；但宗教不是安慰剂，它也会给人带来挑战。宗教，特别是基督教的伦理规范要求很严格，基督教所言的自由和快乐都要付出代价和经过考验才能得到。
　　“（一些人）在教会讲台上讲得很好，下来到了酒桌上就变成了王科长、李局长！”一位温州乐清柳市的商人批评道。柳市这个占地不到50平方公里的集镇是中国低压电器之都，柳市商人在把低压电器卖到全国的时候，也把商人团契带到了全国。
　　“我们都有上帝赋予的尊严，为什么要对官员们低声下气，为了自己的生意什么手段都使呢？”说话时，商人的妻子在一旁略带担心地望着他。他刚刚从一场大病中奇迹般地康复，医生说如果他饮酒过度，这场病将不可收拾。
　　他深感幸运，因为他已经戒酒几年，并且为此放弃了在山东的一个大项目，因为在山东不喝酒就没法做生意。
　　但这样的价值观能在中国的商业环境里存在 下去吗？
　　“不能做的项目我就不做，上帝给我的难道还少么？” 他说：“（希望自己的企业）每年利润增长30%，这到底是上帝的需要还是我自己的贪心？”
　　为了改变温州的商业氛围和环境，温州基督徒商人曾经自发做出过努力。2005年，担任温州总商会会长的郑胜涛发起成立了温州企业界团契，成员是来自温州各个教会的基督徒商人。郑在温州商人圈里名声响当当，他身兼数职，担任过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浙江省商会副会长等职务。针对当时温州商人中的不良风气，团契提出了“约法四章”：一要依法纳税，做大做强；二不搞商业贿赂；三不克扣员工工资；四不搞婚外情。
　　团契只维持了几年。郑胜涛希望把这个团契改成教会，名字叫“神力”，和他企业集团的名字一样。这个想法招致商人各自所在教会牧师的反对，这些商人是各自教会的精英，此举会使很多教会蒙受损失。尽管团契的很多理事都认为团契是跨教会联合，这样影响力更大，但是郑胜涛最终胜利了，团契变成了教会，很多商人因此离开，团契就此失去作用。
　　“别人没法改变他（郑胜涛）的想法。”一位商人说，如果团契能一直维持下去，大家彼此交流督促，也许很多人不会在借贷风潮中失了脚。
　　“这时候，如果真的有基督徒商人站出来，公开道歉，承认自己的贪婪，这才能让人看到信仰的力量。”一位商人说，“如果胡福林能站出来公开道歉多好。现在他说的，应该都不是自己的真心话。”


　　郑胜涛
　　胡福林是温州最大的眼镜企业—浙江信泰集团董事长。9月21日，胡福林负债20亿元人民币出逃，就是这一事件使从2011年4月开始的温州商人“跑路”最终引来政府高层关注，最终导致全国瞩目。他全家都是基督徒，在温州商人当中原本口碑不错，以善待员工著称。
　　胡福林在“跑路”一个月后在政府促成下返回温州。郑胜涛说，在跑路之前胡福林和他见过3次，胡希望他能够出资1000万元入股公司，钱不是主要问题，更重要的是郑胜涛这个名字的入股在温州就意味着信用，足以稳定惊惶不定的债权人。
　　郑胜涛并没有拒绝这笔交易，但他要求胡福林处理好自己名下庞杂的资产，尤其是胡福林大举投资的光伏产业，根据信泰集团自己的资料，公司在这一产业投入了12.5亿元人民币。
　　1981年开始经商的郑胜涛在温州以商业嗅觉灵敏著称，他告诫胡福林光伏产业前景黯淡，应该退出。但胡福林所在的眼镜行业2006年还有30%的利润率，现在只有10%，因此他对在高增值的光伏产业插一脚寄予厚望，并准备把这一业务拿到香港上市。在他看来，上市“只差临门一脚”，因此没有听从郑胜涛的建议。
　　59岁的郑胜涛坐在温州欧洲城的一家高级会所里。欧洲城在午后人迹稀落，了无生趣—这是温州商人投资房地产失败的一个典型项目。广场上凯旋门上的欧式人物浮雕全是昂首扬臂的振奋样式，此时此刻谁也说不清楚，为什么温州商人会如此喜爱欧式雕塑。
　　会所中午只有一桌客人。与郑同席的是会所主人和他年轻的儿子、一位县级市的市长及两位女商人。
　　郑胜涛是饭局的主角，那位市长坐在他的右侧，只是偶尔插话。对会所主人和他的儿子来说，能够约到郑胜涛吃饭，实在是件荣幸的事情。
　　酒是拉菲，酒杯边还有一杯上等普洱，这种奇特的搭配是为了让客人能靠普洱醒酒，多喝上几杯。郑胜涛刚刚卸任温州总商会会长一职。酒酣耳热之余，郑胜涛和同席的朋友讨论起了干细胞护肤品如何防老—他和那位市长都认为自己还没到退休的时候。郑能为同席者的生意带来怎样的影响，从席间对方敬酒的频率就可以看出。和胡福林的往事更让同席者对郑的判断力啧啧称赞—当他卸任温州总商会会长的时候，继任者还送去“涛声依旧”四个字表示敬意。
　　虽然已经卸任，郑胜涛仍是温州和温州商人声誉的捍卫者。他不否认温州的传统制造业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但是外界关于商人跑路的众多报道已经激怒了他。在质疑面前，他毫不掩饰自己的不屑和愤怒。
　　“温州难道不是中国人的温州吗？”
　　“温州是市场经济的前沿，它出现了问题，别的地方就好吗？”
　　而对温州商人信仰的探讨更让他极度警觉且缺乏耐心：“美国有那么好的制度，依靠信仰立国，不也出了问题吗？”
　　他说，表面上抱团却各有主意的温州商人需要的是《五月花公约》那样的契约。这是前往开拓美洲大陆的清教徒们签署的公约，它种下了美国民众自治和契约精神的种子。
　　至于温州商人们离这个有多远，郑胜涛摆手不愿意多谈。
　　商人、浙江省政府参事郑胜涛感慨地说，他见到政府参事里面有一些老人，在艺术文化方面造诣精深，但是却只领着微薄的津贴。
　　“他们每月只得到那么些补贴，却创造了这么大价值。我很羡慕他们！”在一片敬酒的吵扰中，郑胜涛突然大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