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起

[阿宝]   当市场的恶与计划的恶被同时发挥到极致，这样的医改，前途如何？ 中国改革开放搞了快四十年了，四十年来，改革已经广泛深入中国的各个行业和各个领域。几乎每个领域的改革都会产生各种矛盾和冲突。但是，象医疗领域改革这样，改的医生不满意，患者不满意，医院不满意，政府不满意，方方面面全部恶评如潮的，实在并不多见。 医疗行业对民生影响巨大，因此医改的社会关注度也远高于其他领域。在医改顶层设计上，有些人坚持市场化方向，认为唯有市场才能最大限度的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而有些人则针锋相对的认为：健康权是最基本人权，不能交给市场，应该由政府控制医疗市场，保证医疗的公益性。 两种说法似乎都有道理，几十年来争吵不休。这种争吵也造成了很多网友包括网络大V的精神分裂。上一分钟高呼要全民免费医疗，下一分钟高呼医疗充分市场化的人，在现实中绝非个别。 我们的医改政策制定者，一方面不愿意得罪资本，一方面不愿意得罪民粹。两面讨好的结果，就是非常神奇的同时把计划的恶与市场的恶同时发挥到了极致，导致中国的医疗改革南辕北辙，积弊重生。 一说起市场的恶，很多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学家会立刻被提到睾丸一般一跳三尺高。在他们看来，完全的市场经济是最完美最优越的制度。政府根本什么都不应该管，市场自然会解决一切问题。只要让市场充分竞争，最终一定会给消费者带来最优质最廉价的商品。 说实在话，相信这些自由主义者的鬼话，还不如真的相信世上有鬼更靠谱一些。 市场经济确实非常的高效，但资本的唯一动力是追逐利润。市场经济条件下，胜出的是一定是最能赚取利润的企业。问题在于：最能赚取利润的企业绝不等同于能提供最优质最廉价商品的企业，更不等同于具备社会公德和基本良知底线的企业。 在没有政府监管和干预的情况下，提供规范优质医疗服务的顶级专家，在市场上未必竞争的过张悟本王林之流的骗子和各种仁波切。 说起市场的恶，历史上有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美洲的黑奴贸易。 当欧洲殖民者占有美洲之后，他们在美洲从事的一项重要产业是种植业，而甘蔗种植是种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美洲甘蔗种植业的发展，欧洲市场蔗糖的供应大大增加，蔗糖从高档奢侈品变成了大众消费品。 为了满足巨大的欧洲蔗糖市场以获取巨额利润。种植园主急于扩大种植规模。但是，种植园工作环境恶劣，劳动力供不应求，如果靠从欧洲招募工人，不仅无法满足需求，而且会大大增加生产成本。 为了获得廉价的劳动力，为

我今天写到一个情节，医院的护士被十二万收买，调节输液滴速想杀人。 我的读者觉得这很荒谬。 我想说，如果你亲身去莆田系看一看，就知道比这荒谬且黑暗的的，是现实。 我认识一位老专家，被莆田系聘任做业务院长，他去了之后，对莆田系的风气非常震惊。 是什么风气我就不多说了，大家自行百度或者微博。 这个老专家出身公立医院，跟院里其他几个聘任的专家一样，他一直想要扳正这个风气。加上医院的经理是个年轻人，也想好好办医院。 老专家就觉得莆田系其实还有一点希望。 你太天真了老专家。 但是在他工作的过程中，发现很多所谓的‌‌"医务工作者‌‌"，觉悟是比我的小说人物还要低的。 他的出现，让很多原先在医院里务工的老员工看不爽，因为他一直强调做好管理，要求他们一切流程按三甲公立来搞。 结果可想而知，把医院里能得罪的都得罪光了。经理是架空的皇帝，老专家就是被排挤的贵妃。 皇上和贵妃无能为力，反而受六宫挟制。 在六宫之中，有我不指名道姓的某地人员，他们来自一个著名的人口流动大省，学历几乎半数是伪造，工资靠骗，履历靠吹，工作靠混。 他们是六宫之中的淑妃贤妃和德妃。 三妃联合起来，为了挤走贵妃，他们能干出什么事你猜猜？ 他们给刚手术后的病人，用污染过的纱布。 在护理上刻意出篓子。 你可能要问，那他们自己不担责任吗？ 担啊。 这就叫弃卒保帅啊。 牺牲一个护士，然后给贵妃和贵妃一党大扣黑锅，包括跟老专家意见一致的护理部主任、其他一些管理层，全被闹得焦头烂额。 就好像宫斗里牺牲一个宫女来污蔑对手，一码事。 我在莆田系蹲点半个月，大开眼界，我只能说，其中部分人，良心仍在，也不是所有莆田系经营者都完全黑心。 可怕的不是唯利是图的商人，更可怕的是跟着莆田系吸血的这些不学无术之徒。 他们在挟制整个民营医疗体系。 你想问老专家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他经历了无数次冤屈的医闹，最后告诉经理，要么我留下，要么他们留下。你要我在这里继续干，所有我认为学历和资历有问题的人，全部要滚蛋。 他的宫斗在历经两个月的冷宫之后，艰难地成功了。 但这不是什么胜利，他现在依然被各种脑子进水的莫名其妙的新员工气得前仰后合。 老专家很多次跟我说，不想干了，但是退休了又不想丢下手术刀。当初他因为被公立医院的院长排挤，觉得公立医院令他失望，所以才来私立。 他想得太简单，鲁迅早就说过，学医不能救中国。 公立医院是拿权压人，私立医院是

改革的两个陷阱：左陷极权，右陷权贵     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孙立平说：其实改革只有很窄的路可走，而且充满陷阱， 这也是这次改革会相当艰难的原因之所在。这也意味着， 历史性选择的关口出现了。前一段时间，我就在讲两个陷阱， 左陷极权，右陷权贵。为了压制住权贵集团， 很容易走到极权的路子上去。但如果权贵占了上风， 很可能又是一场对社会和民众财富进行掠夺的战争。无论哪一种， 结果都不堪设想。   孙立平教授的这篇文章很长，但是直指改革面临的重大问题。 值得抽空细细一读。   改革的关键是势   分析历史进程，有时候更需要看重势。 势是一种产生社会动能的趋势，这种势比一些具体的举措更为重要。 认识和把握刚刚开始破局的这场改革也是如此。   首先从上一轮改革初期的两件事情说起：   第一件是 "改革四君子"的故事。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有个著名的"改革四君子"，即翁永曦、王岐山、黄江南、朱嘉明。 他们是4个30左右岁的年轻人。他们研究倡导改革， 提出政策建议， 在政策研究乃至决策圈里已经开始有一定的名声和影响力。有一次， 河南省省委书记刘杰到北京开会，听到他们的发言， 便邀请这些年轻人到河南去调研、出主意。于是， 青年经济学家组成一个河南政府咨询团，去考察河南的情况， 提出建议。事后，省委书记即邀请两位青年在他们那里任职， 朱嘉明任省体改委副主任，黄江南任省外经贸委副主任。要知道， 那时候他们也就是三十岁出头的年纪。   另一件事情是理论务虚会。当时的背景是，文革结束， 社会中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要求改变现状， 甚至改变在文革中走到极端的旧体制。社会中变革的动能在酝酿， 特别是真理标准的讨论，成为一次撬动旧体制的思想动员。 于是在叶剑英的提议下，于 1979年初召开了理论务虚会。 这次会对于当时改革的势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面临的情况是，旧的思想仍然是强有力的禁锢， 当时的表达就是两个凡是。而且， 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对已经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显得相当被动。 会上，一些理论界的人士和官员， 对当时的主要领导人进行指名道姓的批评。 在与会实力人物的支持和社会中舆论的呼应之下， 理论务虚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社会的思想氛围甚至社会的走向。 理论务虚会成为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提起这两件